孔子的思想解救不了中国

孔子的思想解救不了中国

付明泉

2011年1月16日

孔丘,中国春秋时代一个没落奴隶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直在鼓吹没落的周朝的礼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纲五常等理论的始祖。孔子算是那个英雄辈出思想百家争鸣时代的一个门派和学说的代表人物。然而,由于他提出的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要百姓做顺民逆来顺受的思想,所以被历代统治者发扬光大。把孔子奉为圣人,而甚至广泛宣传说中国的道德都是孔子建立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断,周天子势弱,名为天子,实权在诸侯,而各个诸侯国不断混战,各种思想不断产生,孔子产生这种怀旧周朝初年周天下号令天下的思想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那种诸侯混战也是周国开始分封奴隶主贵族的封王侯列国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各国都在不断发展生产,从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转变。而最终秦国在任用卫鞅(后封商弟,也称商鞅)变法后逐渐富强,更在几代君王的破格以军功而不是世袭的法制下提拔战将的后,使得一大批杰出的统帅,如白起等脱颖而出,这最终使得秦国逐渐可以形成兼并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

在中国的富强和中国的统一过程中,孔子的思想从来没有法家,农家等更加实用,而对人民的愚化和洗脑中,倒是起到了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试图用毛泽东思想改变国人思想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才发现了孔子思想的巨大负面作用。尽管有人说孔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持中国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稳定是以人的奴性为代价的。西方人历来以开拓和侵略为第一要义,而征服领土和海洋的扩张,强迫他国贸易和奴役殖民地,拓展疆土历来是西方列强的信条。在古代中国,几次大的拓展疆土甚至中国之所以能从黄河流域逐渐发展到后来的帝国,也正是靠军事力量和实事求是的发展经济和习武精神。

正是孔子的对内奴化(女子,下层大多数百姓)思想和对外忍耐屈辱的思想,才有中国从清帝国末期开始(清初完全不尊重孔子思想的强大,和后来完全尊崇孔子思想的衰败)的百年屈辱。在这近代中国的屈辱和衰败和中国几千年鼓吹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关系。面对西方的列强和帝国主义,中国最终还是靠军队的强大和铁血战争使得帝国主义完全退出了中国,保持了中国的统一。

今天,天安门广场西侧居然还树立起巨大的孔子雕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如果真树立,该树立北击匈奴的青年统帅霍去病,该树立击退日本的明代将领戚继光,该树立一统中国的秦始皇,再次统一中国的隋文帝,或者树立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孙中山。树立这么一个维护奴隶主制度的,虚伪透顶,其思想祸患中华民族千年,让中国在对狼性的西方列强前依然行所谓屈辱“仁道”的孔子,真是让人费解。

“对谦虚的人绝对不能骄傲,对骄傲的人则绝对不能谦虚”。对叫嚣“强权就是真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对高谈“派几艘军舰到中国去,实行武力的报复”的丘吉尔等西方的狼群代表人物来说,绝对要把孔子那套隐忍做奴隶的垃圾的理论丢到历史的垃圾箱去。

孔子的思想解救不了中国,中国对内必须持续发展经济,在政治上实现逐步的开放和民主,实现民生民权民享民有政策;军事上要努力发展军事力量,对来犯之敌要歼灭无论,更应逐步实现高度的海权,制空权和完成远海作战力,从战略防御转向主动的战略威慑和攻防结合,而鼓吹孔子则可以休矣。

孔子思想解救不了中国!

东周列国人物谈—智慧过人的秦国统帅王翦

东周列国人物谈—智慧过人的秦国统帅王翦

 付明泉
2010年1月3日

 东周列国时代,是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也是计谋计策兵法战法运用和实践的历史时期,而其中的人物,性格迥异,经历不同,但是却各个独特而非凡,这英雄人物之一就是秦国始皇帝时对秦国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秦军统帅王翦。

战国时代,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据有地势之险,经济和军事日益强大,到嬴政时期,国力已经超越其他诸侯国,但是楚国,赵国齐国等依然强大,而且他们也互相结盟,共同对付秦国,以图寻找机会,击败和重损秦国主力,挽回颓势。 所以,这个时期,也成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关键时期,每个决定和战役对于秦国也是至关重要的。秦国也开始了对各国用兵,分化瓦解,以图各个击破,连绵不断的用兵和战事就在秦国和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了。

历史记载:“秦王复谋伐楚,问于李信,‘将军度伐楚之役,用几何人而足?’ 李信对曰;‘不过用二十万人。’ 秦王显然不太放心,于是复召老将王翦问之,翦则对曰,‘信以二十万人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私下则认为,老人固宜怯,不如李将军壮勇。” 然后后来李信被楚军大败。 秦王亲自拜见王翦求其统帅,并配以全国的精兵六十万人。 而统帅六十万人是其前诸侯国之间战事从没有过的,这让秦王疑惑,其中有段对话,十分生动而经典, 其中秦王说,“春秋五霸王威加诸侯,其制国不过千乘,以一乘七十五人计之,从来未及十万之额,今将军必用六十万,古所未有也。”, 而王翦回答说,“古者约日而阵,皆阵而战,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伤,声罪而不兼地,虽干戈之中,寓礼让之意。故帝王用兵,从不用众。今列国兵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逢人便杀,遇地则攻…” 。其中可看出王翦对之前诸侯相争的形式上的称霸和目前惨烈战事不同和政治形势不同的清晰的分析,秦王听后,叹曰,非将军不能透彻至此,于是拜王翦为大将,以六十万军队授之。但是王翦在出征前,恳请索要多处美宅,秦王同意赐给。一直到了军队行进,没出秦国边境,王翦看到好的土地依然求要,秦王欣然应允。部下蒙武也十分不解,问是否求的太多了,王翦说,秦王倾秦国的所有六十万精兵给我统帅,是空国而托我,必然疑心我,我不停索要田产,在秦国立子孙(田产)业也,是让秦王安心。蒙武十分折服。

从此两件事情,可以看到王翦用兵的谨慎,对楚国依然的国力军力客观形势估计的准确,对秦王的了解和政治险恶的了解。他知道他的危险并不在于前面的前线战事,更在于后方的君主,而这事件和他的行为,也对后世的将军统帅和君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翦出兵楚国,一直保持了他高度的军事敏感性,和谨慎的性格特征,他或坚守不战,并体恤下属,使得下属组成敢死之壮士兵团,在关键时刻以一当十,作战十分英勇,王翦最终灭亡楚国,在回国后,对性情多疑的秦王,则及时做到告老回乡,而秦王则赐其黄金千镒。可见其对古代君臣政治的兔死狗烹了解的十分透彻。

人,在一定的安定的环境下谈天说地并不难,看别人处事也不难,而难就难自己本人身处险境能沉静异常,真正能做到透彻理性和克制,真正能建功立业,全身而退,不骄不躁,如苏轼所说,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能做到收放自如,力排众议,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从这点说,王翦,确实是勇者和智者的化身,是一个智慧过人的军事统帅。

东周列国事件谈—由荆轲刺秦王想到的

东周列国事件谈—由荆轲刺秦王想到的

付明泉
2011年1月1日

东周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少有的复杂时代,诸侯争雄,中原逐鹿。而强秦则是各国的头号敌人,在这样一个大舞台上,演绎出了许多生动的画卷。而这段历史,也成了中国后来历代君王和将军们借鉴的一段军事政治宝贵经验。

荆轲是其中一个特别悲剧性的人物,他受燕太子之恩,前往秦国行刺,然而天不保
佑之,最终丧命于秦,头颅被烧毁,而也未能拯救燕国命运,反而最终加速了燕国之灭亡。

荆轲为了接近秦王,建议燕国太子丹杀死来投降的将军樊於期并提他首级到秦国,知道太子丹不忍心,则亲自劝说这位降将,为报家仇,可否献出头颅,并由自己去行刺亲王。樊於期也是义士,况且在他国苟延残喘,也为报仇雪恨,大呼,“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而恨其无策者,今乃得闻明教。“于是拔剑自刎。 而荆轲则带地图和头颅,与秦舞阳一起,抵达咸阳,接近秦王。

后面的故事是失败的故事,荆轲刺杀秦王未成,也最终使得自己和秦舞阳被杀,头颅被焚,而燕王太子也是身死国灭。

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抛掉唯物主义谈的历史必然性和所谓荆轲违背历史大潮流而动的所谓那种空泛观点外,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实际因素:

第一,秦舞阳开始的胆怯,使得秦王生疑,这个十几岁就在闹市杀仇人的人,被太子丹看重从死牢救出来辅助这个刺杀计划,但是在秦王殿堂外就已经“面白如死人,有振恐之状’。这种情况也最终使得秦王生疑,而下旨仅许荆轲一人上殿,使得最终秦舞阳未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荆轲。

第二,荆轲以前从未见过秦王,被秦王和秦国宫廷威严所威慑,在真正行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手软,在只有寸步之距,却未能抓住机遇,这种情况,往往都是行刺者手软和不果断造成的。至于后来秦王绕柱行走,秦国群文臣上来帮助,(秦国不允许武士在殿堂上),则荆轲更不可能行刺成功,这样看来,丧失那次最近距离的刺杀后,荆轲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任何刺杀秦王成功的可能。

第三,荆轲在心中的“义”和“士为知己者(燕太子丹)死”的心结恰恰局限了他的这次行动,他更多的重义和名声,而不是成功和成效性,因为不论成功于否,他最终都是要死,所以这也使得他和大将军那种征战的成则万户侯凯旋,败则身亡被杀不同,后者更渴望的的胜利,因为只有胜利才和他的名誉息息相关。而荆轲则在义(行动本身)完成后,结果对其并不重要,这点,成了他刺杀(也是历次后来刺杀行动)的大忌。而只有如是施剑桥为报父仇,刺杀孙传芳,才最终可能把胜利作为最终目标,这么看来,刺杀秦王只为报答知己的恩,完成自己的义,而不是真正的国恨家仇,成了荆轲这次没有成功刺杀秦王的死结和障碍所在,换句话说,在刺杀的目的,动机,动力和意义上,他和太子丹还是有不同的,这种潜在的无意识的东西恰恰成了荆轲刺杀失败的关键因素。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重复也无法重复,荆轲的悲剧只是他个人和燕国的悲剧,和历史进步与否没有关系,他走前高渐离击筑荆轲自己高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正成了很多重名节的后来的“义士”的写照,也成了后来很多刺客行动前就断定后来是失败悲剧的心理起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