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矛盾到底在哪里？

付明泉

2021年8月18日

早晨醒来，我就特别想写两篇文字，一篇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很大，但是大并不是空泛，大不是不注重细节，大也不代表就是不实际。而且这个文章似乎有点敏感，很多人也许担心涉及什么政治不正确，不过，我这篇文章完全和政治和偏向利益无关，非常想以个人纯粹的理性思考谈一下这个问题。

中美矛盾，或者说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到底在哪里？先说目前存在的说法，先说中国官方媒体暗示和民间一些人普遍观点， 中国民族主义者（我们姑且用这个词）的最普遍的说法就是，“美国人看中国发展了，嫉妒了，眼红了，看中国人有酒有肉，高楼大厦，有了小汽车，科学发展，探索火星，越来越气，不由勃然大怒，于是后悔了，愤怒了，自己过的不好，就把怒火都发泄在中国身上”。当然官媒更加工一下，比如“中国发展了，更多话语权，美国人独自支配世界习惯了，忽然改变秩序，不习惯”等等。 但是大概意思是相同的。

这个说法倒是很好理解，因为嫉妒是人的本能，英国法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培根还专门论述过嫉妒，避免被人嫉妒，如何不嫉妒别人。嫉妒是源于内心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仅仅对敌人，对朋友都会嫉妒，不加强修养，嫉妒是难免产生的，这么看来，美国人也是人，又不是我们印象中“高尚的人”，那自然就很容易理解这个粗鄙的说法。

真的是这样么？如果我们稍微拉近镜头，发现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美国人，尤其美国执政的精英阶层，美国大资本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古君子和古圣人。但是我们否定他们的智慧和一些基本的修养能力也不恰当，也不能把他们描写成就跟着本能从不知道高屋建瓴看问题的粗鄙之人，这点我想大部分非偏执的有识之士的中国人还是认同的，既然如此，那就该知道，嫉妒，和有点利益冲突，不习惯，就导致了他们的红眼病和如此大的矛盾，显然不合乎逻辑，至少不完全合乎逻辑，就如两个朋友有合作的做生意，一个朋友嫉妒了另一个高大帅而且最近拿到的利益多点，日子过得好点变化进步快点，有点利益但是他依然也会潜意识内省一下自己看大格局，美国这么没有内省力完全跟着感觉走？这显然不恰当。

官媒的说法，中国发展了，有了话语权，美国当不了老大，东升西降，显然，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个不需要新加坡总理说明提醒，这个不仅仅美国精英阶层内心不信，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其实也不太信，太多硬数据证明不存在这个东升西降和中国要夺了老大位置，这个本文不展开说了，既然如此，这个根本不能做一个理由。

那么美国特朗普一届政府的理由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贸易顺差太久，美国对中国出口只有100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有5000亿美元，具体记不清了，大概这意思，所以不公平，导致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从而引发了这场矛盾。这似乎是一个理由，但是一个贸易顺差逆差就是一个做生意的问题，何必要闹的鸡飞狗跳？而且矛盾越演越烈，这显然也不完全可信。

还有一个话题有点敏感，但是也绕不过，那就是按照在美国的一些民主运动人的说法，就是中国是不民主，不是民选的政府，至少和美国不同，美国民主，美国人不喜欢专制，希望中国民主，帮助中国人民民主。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写在党章里的，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见到毛泽东，到邓小平访问美国见卡特，中美建交，改革开放40年，美国人不瞎不聋，肯定是知道的，怎么会忽然就不喜欢专制？怎么忽然就要帮助中国民主？这个从逻辑上也说不通。

既然如此，那么到底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在哪里？能引发世界再次形成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整个欧洲，澳大利亚代表的澳洲，美国为首的北美洲，南美洲等世界很多国家和大部分国家和中国形成完全的对抗呢？

第一，我们必须承认有贸易的问题。贸易就存在不同物的交换和价值的问题。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不想要的，什么我可以给的，什么是不可以给的，这个也能见到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中。比如中国提出既然你可以出口，那么把你研发的高精尖甚至武器系统都可以出口给我，但是美国显然是不赞同的。这个世界资源有这么多，是一个资本时代，或者是商品交换的时代，自从亚当斯密国富论揭开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控制整个资本的流通和国家的经济，那么市场的打开就成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今天的社会，涉及有国家控制资源和民间控制资源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的矛盾，这就造成了贸易平衡的矛盾。

第二，体制造成的很多行业垄断问题。我这里谈到的行业不涉及国家绝对安全层面，但是涉及权力和制度的控制范围内，安全层面问题我们放在第四点谈。体制在空泛的话题下，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你是君主制，我是总统制，你是社会主义，我是资本主义，但是拿到具体的政策下，则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核心讲究的是大生产，政府有最大的权力，政党管理一切，在前苏联，则是干部决定一切。那么这个体制就形成很多行业是国有的，国家的，就算任何问题和效率低下，其他民间企业也不能介入。 而美国是资本在法律框架下生产和流通为主，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根本的矛盾，就是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些体制上和中国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看似贸易问题，深层次是行业和制度问题。刚开始的几十年，还可以不触及这个问题，或者等时间的改变，但是如果迟迟没有改变，不能沟通，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就必然触及这个制度和体制的矛盾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往在各个领域，不像一些国家，单一在石油或者某种资源上和美国有联系，甚至没有任何过贸易，自然不同制度不牵扯这个问题，就如两个人不合作，自然没有矛盾，如果是路人，还有什么生意上的矛盾呢？如果长期做生意，必须制度是要共同遵守，双方找到切合点的。有根本矛盾，怎么能全方面做生意呢？

第三，内部问题转变成外部问题。前提还是那句话，深度合作才有这个问题，如果是路人，陌生人，非建交国，反而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比较复杂，我们举例来说明。比如刚刚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个大企业谈合作，美国人就一直不理解一个大化工厂，厂长和管理层就行了，党委书记也不做事，是干嘛的？中国人就必须要详细解释，党委书记才是一把手，管理人事制度，是把握方向的，其他人只是技术，或者技术管理，他们把握不了方向，但是这个还不影响合作大局，但是有些东西，则开始影响。比如清帝国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开始西方人看中国清帝国也是敬畏的，恐慌的，至少是好奇的，我并不认为他们来了就想改变中国的制度，就看大清帝国不顺眼，但是随着时间，中国的国内问题逐步被西方人了解。那时候的清帝国对西方是讲信用的，从西方购买军舰并不是不给钱，反而是白银大把的兑现的。但是问题是，小到一些不必要的面子排场问题，大到利用义和团之后出卖义和团，让西方政府感觉这个国家对国民和他们不同。这个反感和感觉，让他们感觉到一种信用危机。西方人近代形成的契约和信用是构成国家的基石，所以比如这次即使拜登实现不再继续阿富汗支持政府砸钱了，兑现了上届特朗普政府撤军的契约，只是没有料到阿富汗政府军如此不堪一击和没计划好撤军的具体的细节，依旧被美国国内一片指责，这恰恰是契约和信用已经深入美国人心。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体制让人感觉信用不足，自然让外界感觉恐慌。

第四，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合作问题。这个问题是双方的，不是仅仅美国或者中国。比如中国到今天也不能允许美国大电信商进入中国领域，有安全问题。但是美国前几年也发现了中国电信通讯商进入美国并且覆盖很多乡村城市，自然开始恐慌，从而禁止了这些厂商，所以这个国进民退，国家控制到什么领域，对双方都是一个挑战，单纯的理解为谁去制裁和眼红谁，显然不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不达成一致，就如我谈到的第二点，肯定是有根本矛盾的。

第五，行政法令和法律。美国人讲究的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而法律是第一位的，一个行政命令如果违法法律是不行的。中国虽然也这么讲，但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必须在法律体系上有政党的最高行政命令，所以立法要取得政党的同意，这样本质上，是行政命令体系大于法律体系，虽然在国家法下有一定约束力，但是毕竟感觉很多法令可以朝令夕改，而且随意性很大，这就让美国这种体系和中国的体系很难融合。虽然温家宝等提出过普世价值，也自然包括这种法令应该大于行政指令系统，但是毕竟这个一个核心的体系是很难变更的。

先写这么多，去吃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