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一个时代的有着人类共性的爱情和婚姻的问题 —-从安娜.卡列宁娜(Anna Karenina)的爱情悲剧谈开去

超越一个时代的有着人类共性的爱情和婚姻的问题

—–从安娜.卡列宁娜(Anna Karenina)的爱情悲剧谈开去

付明泉

2013年2月13日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Anna Karenina)是一位美丽迷人的成熟女性,她在17岁时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一个无比在乎功名利禄后来成为内阁部长的旧官僚,安娜也因此成为当时俄罗斯上层社会的众多的贵妇人之一。如果仅仅这样,她似乎不会成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也不会成为后世评价的如此特别的女性,安娜的特别,在于她当时敢于抛去了上层社会的奢华和贵妇人的功名地位,爱上了帅气的年轻单身的军官奥伦斯基,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在19世纪,这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她也在上层权力阶层,宗教界,贵夫人阶层中从精神上被开除掉,在奥伦斯基最后也对自己冷淡后,在一个车站,安娜穿着黑色的礼服在铁轨自杀,从而把她和奥伦斯基两个人该承担的压力独自一人承担。

无数评论家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大师的这主题和安娜进行了赞美,不仅仅是因为托尔斯泰写出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历史画卷,包括作者认为的新农村观(庄园主列文的追求)和宗教给人带来的救赎,更是因为托尔斯泰写出了安娜在那样一个社会状态下对爱的追求,对物质的蔑视,对爱的投入和对那“不可忍耐的”和丈夫卡列文之间婚姻的结束的斗争的努力等等。安娜也作为一个在等级森严时代追求自由尊严和自我爱情的女性被赞美和讴歌。

然而,如果我们在今天看托尔斯泰这本书,和安娜的爱情悲剧,我们会发现,她的爱情悲剧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时代,而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类普遍的困惑和疑问。也正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写的婚姻观,“婚姻像一座城,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冲出来。”。 不可否定的是,尽管安娜不喜欢她和卡列宁之间的婚姻,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稳定的婚姻中的安娜享受到了生活的稳定,物质的充足供给,这也使得她在多年时间内有更多的时间做更好的保养,受教育,甚至养尊处优,也正是这些,促成了她高雅的,作者多次描写的,也让奥伦斯基一见为之倾心的“迷人”的气质和风度。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同时代的晚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我们安娜所处的环境是比中国封建社会开放的多和自由的多,中国晚清还在对婚外恋的女性进行着“晚清十大酷刑”的残害女性的千刀万剐,而安娜和奥伦斯基的婚外情则可以得到卡列宁的宽和和谅解,并在后来在婚姻中和奥伦斯基一起到欧洲旅行,当然,安娜也得到了后果和“惩罚”,那就是上层社会把她的“开除”,大家的“避之惟恐不及”的精神折磨,但是这毕竟和中国晚清时代的同样境况的中国女性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安娜的压力不仅仅在于现在普遍评价和批判的俄罗斯旧势力,还在于神圣的婚姻本身。因为即使安娜放于今日世界,她依然会面临婚姻的压力和内心的纠结—即婚姻作为围城的矛盾心结。而对安娜最后的一击,并不是社会和上流社会本身的压力,还在于她的内心的纠结,奥伦斯基的冷淡,使得她最后的支柱倒塌。

人类社会的道德向来是一定社会时期紧紧绑定在一起的,就如古代离婚就是大逆不道,而男人三妻四妾在古代是合法今日就是违法,婚外恋在一定历史时期是犯罪行为,一定时期是道德谴责和攻击的靶子一样,人类社会很多道德都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而世俗的力量就是“人做什么我做什么”的准则,不论是服饰还是爱情婚姻,都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安娜的婚外恋的爱情追求,本身则是超越俄罗斯那个时代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婚姻中,古代中国君主可以把后宫佳丽作为法令和制度规定下来,也就是民间所谈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而西方风流的君主如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则始终要遵循一夫一妻的制度,也正因为此,就有了更多的周折和王后悲剧的人生。

行文至此,想起林语堂先生在他的《吾国吾民》中谈到的一段话, 也算是在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种思考,他说:“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他又说:“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见林语堂文集《吾国吾民 妇女问题一章》

也许,安娜的爱情悲剧,除了社会问题,阶级问题,人类观念问题,还有一个不可忽略之点,婚姻制度的本身和人性本身的某种矛盾,正如钱钟书先生对婚姻围城的比喻,以及林语堂先生所言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即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的,人性本身的弱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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