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和迷茫 习近平 路在何方?

困惑和迷茫 习近平 路在何方?

付明泉

2012年11月30日

中国十八大落幕,中国官方声称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登场了,海内外华人,不论何种团体都对这新一代领导集体充满期待和展望。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希望中国从第五代走向民主和宪政,而一些各种中共运动中的受害者则渴盼第五代领导集体给与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无力改变一个社会和强势统治的政府时,得到这个政府和官方的承认和所谓的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成了弱势一方感受不公群体的最佳选择。

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和未来国家元首)的习近平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也日渐增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全世界多数华人曾无限期待,但是所谓“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开国的熟读中国历史的中共领导者毛泽东,在他权力欲,帝王感,其革命理论,以及其政治的浪漫主义”天下同此凉热”和他要做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宏大理想”理念指导下,让中国人民饱受饥饿,民斗和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和席卷了工农兵学商等全社会的大混乱。邓小停止了毛泽东的革命,打开了和西方现金国家交往的大门,但是却同时没有也不想限制官僚资本主义和特权资本主义的发展,暗中支持两极分化和公开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干部先富起来,提出没有任何原则的“黑猫白猫论”以及急功近利缺乏战略眼光的“摸着石头过河论”。这些都导致了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有着高度垄断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中高级干部很快利用特权形成家族脱贫到家族致富到家族暴富,而实现这致富的方法,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共产党对国家资源支配的权力,以及毛泽东时代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的信任感”和“对党的奉献感”。当全民逐步从这场豪华掠夺大宴中清醒过来,也学习共产党的方法去实现“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无原则的致富原则,全民的无信誉开始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出现,并蔓延全国,而这最终的受害人依然是全国普通民众,高层干部享受者食品特供药品特供等特殊供给政策,基本不受到全民食品药品等假货的威胁。

1989年,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终于汇成一股反对腐败的洪流,全国民众和世界爱国华人参与到这场运动中。邓小平最终以共产党的老办法,革命和斗争的手段,以“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了这次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而是要党反对腐败遏制腐败的可以以和平和对话解决的民主运动。江泽民以其老练保守爱党守党护党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利益的方式得到了党内保守派和邓小平的重视,邓撤换第二个总书记赵紫阳(第一个为胡耀邦),改树立保守的“闷声发大财”的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从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后的第二次权力交接和第一次非宫廷政变和流血方式的权力交接。

江泽民上台后,继续了采用了邓小平的上台时解放知识分子,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让知识分子拥护自己的政策,前提是这些知识分子必须老老实实,给党唱赞歌,给当政者唱赞歌,给自己唱赞歌,不能乱说乱动。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就是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结合,从而实现的“革命”。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经济上继续实现权贵资本主义,利益分配继续扩大向权力者倾斜,中国逐步形成了新的富豪阶层和赤贫阶层,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是贫富差距则更是逐步拉大。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实行的是一边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邓小平则实现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寻找平衡点的经济政策,江泽民实现的则是经济上一边倒的希望加入西方俱乐部,政治上则倾向专制和集权制度的政策。这也符合中国富豪和权力阶层的以权力寻求利益,以权力获得利润,以权力和西方进行交换,以拉动出口,使得中国社会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程度稳定工作(加工业)以稳定中国权力阶层家族统治的长治久安。

当胡锦涛上台时,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中国权贵阶层的腐败达到了触目惊心。而技术官僚出身的胡锦涛,出身平民阶层,是无力进行任何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因为即使他有心改革,也是无力对抗中国富二代和红色贵族(父母为中国开国元勋)形成的利益集团和垄断集团的。另一方面,青年时代受到毛泽东时代教育的又一直在党内以忠诚捍卫党为第一要义的胡锦涛思想更倾向于左(即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控制媒体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而胡锦涛本在这个现实的体制内,又是邓小平的隔代制定人,这就使得他必须同时执行邓的右倾(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政策,同时需要保持尊重和接受江泽民时期形成的路线和政策,这就使得胡锦涛小心翼翼的维护着这个体制,不能有任何大动作,也使得他无所作为,行动和语言完全脱节,让人不知其理念和政策。他一方面希望照顾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敢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所以最后一些政策不了了之,比较明显的就是和谐社会,既没有实质内容,也没有任何从上到下政策或者从下到上的监督,其他还包括八荣八耻,胡锦涛和温家宝,最终只能在体制内提拔自己派系,只能在文化层面空谈一点所谓的政策。

现在习近平作为太子党和党内“按资历和阅历逐步锻炼的官员”走上了最高执政者的位置,他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在政治上,上有两届退休的总书记,他同期则有和他相似的党内太子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有多位不服气的资历相当或者更深的昔日同僚,而他自身,并没有非凡的经历和过人的资历以及特别的炫目的经历,这就使得他从思想到威望,在上台时,是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在国内,习近平面临的问题也空前之多,几代积累的问题正在形成爆炸式趋势,中国日益如一个火山口,贫富不均,强求豪夺,土地兼并,大量失业,为富不仁,法制如同空文和法律真空地带在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下全面显现。中国的反贪如烧草,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共产党日益失去民心。官员成了腐败的代名词,富豪被民众理解为不尊重法律的投机分子,共产党员从昔日的楷模被民众理解为若干强奸幼女的惯犯、权钱交易的老板,享受特供的奴隶主。习近平也面临着军队的绝对腐败。

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虽然在政界,但是毛泽东本身和军队密不可分,他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所有军方将领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上都自认为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和好战友,毛泽东通过政治委员,更对军队控制的十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任何军方将领都几乎对毛直接或者间接唯命是从。邓小平没有毛的威望,但是他通过提拔自己野战军第二方面军的将领依然保持对全国军队的基本控制。而江泽民开始,中共党指挥枪的绝对政策在技术官员之下显得苍白无力,从政界晋升为总书记的人必须和军方将领达成一定的妥协和退让,江泽民,胡锦涛都基本妥协和通过提拔将领军衔来培养自己的一排人马,这种更多是妥协和协作,甚至是交易,而不是真正的有威望的领导和对军队的强力控制。

平心而论,任何政党,任何最高执政者,要领导这个这个有着8000万党员,几百万军队,13亿人口的国度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么一个理论和实践十分不一致的政党,一个党大于国,党大于民的政党,这个权大于法,一直派系严重,斗争残酷,无法可依的政党,一个和世界普遍以民为基础政党和政府为民选民有民治的普遍价值观相悖的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政党,这就显得难上加难。

习近平虽然在青年时代做过中央军委耿飚的军委秘书,但是这种军方背景和毛泽东的军队缔造者背景,邓小平的一个方面野战军的军方政治领导资历是完全不可比的,习近平必然依然在军队上和军方将领进行利益交换和妥协,而中国的利益集团,实质上已经绑架了这个政党和最高执政者,是不允许有任何有损于其利益出现的,任何执政者要想做到彻底的理念和改革,都会遇到强力的关系抵触,另一方面,任何党的执政者,都必须严格尊重党大于一切的第一要义,否则就会被批判背叛无产阶级政党和不忠于党,中共的最高领导者在政治上,历来都是宁左不右,所谓越左越革命,越左越正统,越左越符合党员和最高执政者的标准,从这点意义上说,期盼习近平进行所谓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改革,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最大的可能作为空间就是打出“民生牌”,即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老调,然而,这个为人民服务,在利益集团和权力集团的家族利益面前,只能是一定范围的利益退让,即为了保存利益集团本身而给与普通民众一定生存空间的“党对人民的施舍”,而绝对不会成为民众获得真正权利的现实。

习近平如果能大胆改革,他的前途将是惊险丛生,而也很可能跌落出这个集团之外,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否则,在体制内,他的路,则必然如其前任的胡锦涛江泽民一样,在美好的说辞下,要实现和军方,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广大民众,官僚权力集团之间的妥协,他不像一个执政官和独裁者,而更像一个协调人和说客,在不改变大的利益格局下,来试图平衡民众的心里,争取利益集团的一点让步,和西方国家和军方达成一定的妥协。他必须在民族主义和权力集团的家族利益和党集团利益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点,他更需要如一个杂技演员,保证观众的喝彩,不能做任何伤筋动骨的实质杂技(反贪),同时要维护其本身和团队(利益权贵团队)的利益,又不使得自己跌落平衡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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