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之命运(5)–不破不立: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中国的未来之命运(5)–不破不立: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付明泉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毕业于长沙师范,但是他熟读中国历史,对人性尤其是权力斗争具有过人的能力。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毛泽东是在古代,并作为一代帝王,应该至少还是在有一番作为的枭雄的行列,不会成为这么有争议的人物。毛泽东死后,他的评价甚为两极,一些被他打到过的人,或者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是暴虐的独裁者。而一些跟随他的人,部分评价他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治国有罪。在民众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十分两极,部分人认为他是现代的救世主,是中国的大救星,部分民众认为他不重视人的生命和人本身,视民为草民,执行愚民政策,只为了长久的做皇帝。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党内评价从1945年七大到1978年十一大的三中全会以前是全面肯定的,毛泽东被举到了神坛,没有什么人比他更让中国民众崇拜,人们视毛泽东为中国的太阳和救世主,毫不夸张的说,那时人们认为毛泽东中国几亿人的全能的上帝,没有他,地球会塌陷,中国会消失,宇宙将会毁灭。至少中国没有任何未来,世界少了一位救世主。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身的老干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定位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而这是和那个大时代分不开的,翻身的老干部:跟随毛泽东大半辈子的“革命者”需要利用人民的狂热所谓热爱领袖和毛泽东这个大旗维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但是同时他们也需要在自己的历史问题上保持清白,即和毛泽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然而即使当时,邓小平等人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很多错误是早晚被历史更清晰的展现,但是邓小平本人不想做这样的“赫鲁晓夫”,他可以悄然的改变毛泽东的政策,但是不想在毛泽东的问题上显得像一个背叛者。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等人给这个问题又留下一个尾巴,即把这样的历史评价留给后人。

毛泽东的确没有当时历史宣扬的那么伟大,也没有他的后继者和敌对者鞭挞的那么不堪,但是从毛泽东的政治上的行为和他的个人处事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一些毛泽东的性格和他的特点。

毛泽东喜欢搞联合斗争,即他称为统一战线的东西,他喜欢联合一派搞掉另外一派,喜欢在两派之间搞均衡。从他当初试图联合汪精卫政权对抗蒋介石政权,到他的联合苏联的政策,抗日战争中中间试图联合日本和国民党暗中作战的政策,都能看出他的这一点。他在建国前后,先是联合民主党派在舆论上击败国民党,建国后,则开始分化瓦解民主党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斗跨所有的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民众夺了刘少奇等对他有威胁的官员的权力,之后又抓捕了这些民众的带头人,用官方的压力枪决和处理了这些红色小将。这些依然是为了保持其绝对的领导权。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则一直利用所谓的左派(新提拔的政治委员的革命派)和右派(即老政治委员)之间的矛盾,平衡双方,让双方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从而保持起统治的平衡性。当然,不可否定的是,毛本人更倾向于革命派本身,当然,如果革命派中有人威胁其统治,他会毫不犹豫的处理其中的人士。

毛泽东善于在用一个人时把他吹到极点,甚至让其本人都飘飘然,比如“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对彭德怀的过度赞美之语,在痛斥和打倒的时候则毫不留情,“你这个人,一直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对彭德怀的评价)。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点上,毛泽东对人性的掌握达到了空前,对官场和人性的窝里斗他是了如指掌,从而会利用历史矛盾让一派整倒另一派,坐收渔翁之利。

毛泽东对中国的统治基本是采用愚民政策,但是希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是核心是利用群众和率领群众,群众不能有太多独立的思想,必须服从伟大领袖的号召和党的安排,从上到下的执行党的最高层形成的决议,不论这个决议是不是合理和科学,当然,就毛泽东本人来看,他的思想是相当“高明和富有远见的”,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思维,所以他一般不会允许有不同的抗议出现。这是毛泽东的个性,他的党派的特点和马列主义政党本身的独裁特点所决定的。

毛泽东喜欢把自己变成和塑造成全体民众的救世主,而不是少数官僚的救世主,这也是为何他一直得到很多普通民众热烈拥护的一个原因,因为有时一个意愿比结果还重要,中国民众尽管在毛泽东的历次运动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是毛泽东的为天下苍生的思维和理念已经深刻的贯彻到他们的每个细胞,所以他们即使被毛泽东的政策关入大牢,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很多左派恰恰是毛泽东政策的绝对受害者,这可能是人性的理想主义和追求美好造成的,也是我们讲到的理念问题,即有时人的理念一旦认准一个事情,那么他不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实惠和幸福本身。

毛泽东一生试图反对中国的官僚体制,即层次分明的官本位,但是他自己则在这个体制的最高金字塔上,他需要这些官僚才能维持中国的统治,所以他的大乱到大治的毛主义思想(第五卷的思想)基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堂吉诃德式的思想。这正如项羽要坐在椅子上把自己搬离地面,来证明自己的力大无穷,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宁可把自己干脆把这个运动和思想变成维持权力和打击政治敌手的手段,以及“愚民政策”的一个方法和权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真的是去实现他的什么大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在对战友和朋友的私人友谊上是很差的,这点有太多明证。即使对在长征中救过其命的傅连璋医生,他也基本是在文革中钦定要收入监狱和处死的,核心是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客观暴露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对战友的感情很薄,这点不论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如何掩饰还是很难遮盖的,因为从他身边一个个对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哪怕一个私人医生的处理,都可看出毛泽东视自身利益和权力为最高神器,而个人感情只是他用来权谋的一个手段。

毛泽东带领中国完成了工农业的基础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抗美国人和硬骨头的领袖风格,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悄然出卖和赠送了很多国土给领国,甚至超过很多前任中国统治者,这确实让人费解。这点,可能解释为毛泽东晚年更试图做世界的救世主和上帝,也可能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喜欢对抗他认为的强权,比如他曾经试图邀请违反民主制度搞窃听下台的尼克松访华,除了国际上的联合战线和大局考虑,大概也有他性格要对抗的因素,即,他自己描述自己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做事风格。

民众对毛泽东的实际行为知之甚少,因为中共的保密体系造成,随着时间,毛泽东的更多真实的批示,他的私人故事,他的想法会更多的展示给中国民众,而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治国思想和革命思想进行重新的评价,以法制和人民的利益为准绳,同时不脱离那个时代的大环境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有利于解决中国左右之争,更重要的是,还原毛泽东的历史本来面貌,还原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情形,对中国外来走向民主和自由法制的国家,将是必要的,是摆脱缰绳的一步,是十分富有意义的。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正是不破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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