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奴隶主和奴隶的改革—-从邓小平和继任者的改革看中共政权: 三谈中国共产党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民众的绝对盘剥和摧残

产生奴隶主和奴隶的改革—-从邓小平和继任者的改革看中共政权:

三谈中国共产党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民众的绝对盘剥和摧残

付明泉

邓小平文选在第三卷中有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改革真的产生了两极分化,真的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真的就走上邪路了”。 这话显然是障眼法,是糊弄全国民众的。其实,邓小平的改革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奔着两极分化去的,今日发展为中国的奴隶社会。

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培养出新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的改革政策培养出的是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奴隶主阶级,即完全没有法律意识,只有特权意识和特权行为,以权力而不是商业规则获得财富的中国奴隶主阶层。中国社会在邓小平和他自私庸碌的继任者的运作下,不仅必然产生两级分化,而且会产生超越社会底线的两级分化,这是这个改革开始就必然形成的。

中国式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改革开始以分产到户的形式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说邓小平改革有一点成熟和可取之处,大概只有农村的这项改革和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一定技术的两点。以后的厂长负责制,招商引资,土地租赁,出卖矿山,几乎没有一点可取之处,都成了中国权贵和党内中高层人物亲属敛财的说法和手段。第一阶段的敛财是通过股份制来完成的,全民奉献的财富被党内的官员和亲属通过这项股份改造堂而皇之的划分到自己手中,所谓全民财产变成党产,党产成了家产。第二阶段的敛财是通过双轨制完成的,即官员通过“社会主义”的廉价进价和“资本市场”的高价出手来完成。第三阶段的敛财是通过出卖矿山,招商引资来完成,这个阶段的口号是招商引资,本质是出卖国家的矿山,资源和无休止的开发,本质依然是把全民财富变成家族财富。第四阶段的敛财是行业垄断产生的,即通过对电信,铁路,石油的国家化,党的高级领导人物和家人用权力实现国家财产私人化的过程。第五阶段的敛财是强拆劳动者住宅、占有农民耕地甚至要求农民直接卖血(如河南政府曾在几年内组织命令农民直接卖血发展经济)的直接对中国民众从经济到肉体到血液的掠夺方式。这五个阶段连同无数的方法手段,本质就是在把国家财产私人化,而这个私人化没有任何法律准绳,只有不停息的国务院令和国家政策出台,这些出台的政策都是进行全民的掠夺和盘剥。

通过30多年一系列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家属,逐步实现了对中国祖先资源财富和民众个人财富的全面掠夺,把祖先资源,以及取得政权后几十年全民创造的东西,即全民奉献的财富–过去高官只是依赖这些全面财富来享受特殊供给和特权的物质基础,直接进行了瓜分。这实际上,就制造了中国新型奴隶主和奴隶,使得中国社会回到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状态。在政治上高层选拔上,中国实现着原始社会的任人唯亲的禅让制(只是不是让给最贤良的人,而是自己的亲信和信得过的人),在全党和全国的官僚体系中,实现着南北朝时期的高官推荐制和腐朽的士族的世袭制度,在经济上,实现着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剥削制度,在军事上,实现着德国纳粹的党卫军式制度,只是去掉对外扩张而只是对内镇压的制度;在外交上,实现着所谓韬光养晦实际是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的政策,即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家族好处的政策,比如,李鸿章当年就是一边出卖中国外兴安岭一带的土地给俄国人并让清廷给大量白银的赔款一边收取俄国人暗给送给他个人的美元,中国现代高层正是在通过这样的交易,以国家利益的大量出卖换取个人和家族财富的增长。

从1978年开始的32年的邓小平式改革,在开始目的不纯,期间手段粗暴,邓的后继执政者庸碌无能,仅有私心,毫无国家民族负责之心,这个改革在没有任何修正下,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残酷剥削全民财富的扩展和延伸,即中共统治者从毛泽东时代高官在全民财富享受特权到高官直接瓜分全面财富为私人家族所有的过程,这过程从隐秘到表面,从羞答答到不脸红,从半遮半掩到赤裸裸的搜刮,正是中国培养新的奴隶主的过程,32年改革,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奴隶主和奴隶阶层的社会,即中国高官和其家族以及依附于其上的买办成为新的奴隶主,而广大中国民众逐步沦落为中国新奴隶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