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杨佳

再谈杨佳

付明泉

杨佳案件,在中国曾经轰动一时,主要是一个男青年杨佳靠一把水果刀杀上了上海警察局大楼,造成了六死六伤,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这是因为,第一,杨佳攻击的是人们一般不会选择的“政权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警察局,第二是,杨佳不是很快被制服,而是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

而对大众更深层次的疑问则是,“是什么事情能让一个人有如此深仇大恨,能去袭击有武装力量的警察局?”。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就大众来看,一个人和强大的警察局对抗,主动挑起事端是不可能的。显然,杨佳肯定是在受到委屈,告状无门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极端方式的。

我一直不赞同也不同意杨佳的这种暴力方式,使得很多无辜的警察死去,但是我十分理解他的有冤无处诉的状态。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有士大夫和上层社会的特权,没有普通百姓的公正,1949年建立的国家,刚建国期间曾有段时间让中国人民欢心鼓舞,以为公平到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快,中国民众发现,这种特权和不公平的状态,迂腐顽固腐朽怯懦奴性的孔子理论和实践又回来了。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加速走向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在中国,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很快,财富被迅速搜刮到拥有权力者和他们的附庸的手中,这些人挥金如土,横征暴敛,游离在法律之外。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每天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占大多数的中国普通劳动阶层和下层社会民众生活愈发艰难,他们只能遵照上面指定的游戏规则,而且关键的问题是,这政策和规则是朝令夕改,今东明西,让人无所适从,这就造成了中国民众的更多惶恐不安和痛苦。在他们遵守全部的规则后,他们发现,对方可以利用他们手中权力轻易改变和不遵守这法令和规则而造成一系列的不公。

告状,上诉,遥遥无期,有法不能依,有决策却不能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怨气产生了,于是,既然这法令对对方不成立,那么“索性违背一切法令,开始私人解决问题”的思想产生了。

陈胜吴光的起义是因为他们被奴役修长城,因为暴雨延误,他们期望能因此不为延误受到惩罚。如果对方能不惩罚,他们依然会忍受下去,尽管这已经很痛苦,但是当这些卑微的祈求都不能得到满足后,陈胜吴广和900民工开始怀疑这整个王朝制度的合理性,他们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更深层次的疑问。从那一刻开始,“表面强大的曾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被敲响了丧钟。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有效的帮助穷人,我们的社会就不能有效的保护富人。”。一个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承认剥削和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我们这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国家”的政权,居然能把“不公平进行到底”,不能做到社会的基本公义和公平,让贵族特权阶层游离法律之外,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杨佳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袭警事件,他所受到的巨大同情和执政者后来禁令宣传,他在法庭上所说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以及他的最后陈述中说的:“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都表明了中华大地的民怨沸腾,中国社会出现的不仅仅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是“富人用穷人房子点灯,只为开心一笑”的状态,这个新兴的权力富人阶层是典型的南北朝时期的腐朽的“用人乳喂猪,杀丫鬟为劝酒”的阶层,是腐朽没落毫无人性毫无进步意义的堕落的权力者及其附庸和帮凶组成的阶层。

邓小平的本质就是“发财能人论”的所谓“邓小平理论”必须被抛弃,因为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法,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经济上培植发展中国新腐朽贵族阶层并在政治上建立新形式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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