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否正的能解救中国 序

社会主义是否正的能解救中国 序

付明泉
2010年11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无需证明的浅显的命题,这应该是死去多年的那个德国人卡尔马克思所不能想到的。他如果想到建设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后,一个最高领导人还需要阐明这样一个命题,不知道他会有何感想。

1949年前,毛泽东多次在他的讲话中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解放中国的道路”。社会主义到底是否能解救中国,这个一生和贫穷搏斗的德国的卡尔马克思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普适理论”的社会主义,这个引发穷人通过暴力夺取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革命”过程,但是革命胜利后,如何建立体制,如何防止新的官僚集团,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涉及人性私心社会秩序国家政权等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他也无法给出答案。

前苏联建设了多年的社会主义,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从集体农庄到私人经济,惊心动魄的夺权并稳定之后,新的领导人才有一点点时间来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经济,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尴尬。而在1949年后的中国,毛泽东也不得不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斗私防修”,大而言之是试图防止新官僚集团的产生和跳出国家王朝的兴旺周期律,而实际上,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则成了这个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种必须的做的工作。在毛泽东去世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这样一个主义,依然是一片迷茫。理论在简单的吃饭穿衣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苍白。

在德国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理论模型的实际运作下,权力的获得是问题,一旦获得了权力,维护和继承又成了一个问题,人民民主除了理论上能动听一点,在社会主义的专政模式下,是很难做到理论上的民主的,而专政和继承,指定接班人并暗箱操作则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和权力中的一个不能缺少和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在一种唯上不唯民的权力阶梯中,能力是很模糊的词汇,而庸碌守成,不动声色,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并会搞上级关系的人往往最后最容易获得较高或者最高的领导权;世袭和父一代的权力财富和人家关系,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社会主义是否能解救中国,是否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在194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后问题再次被提出,接班的非体系化,民主民意的缺失,官僚体系和腐败成了这个制度无法克服的巨大祸患。在稳定的背后,往往有让人担忧的不稳定,而中国在政治的各级的选拔人才,政治的晋升提拔上,在有些方面甚至落后于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公务员考试成了模仿从前秀才举人考试的但是又仅仅限于下级办事员的又一腐败之地,这一个接一个的拯救行动和无效,幻化成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依然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真的是如那个贫寒的德国青年马克思说的,解放人类的道路?社会主义是家族王朝,世袭党派特权显贵的收获和挥霍的盛宴的藉口,还是真的是普通民众可以享有基本权利的全民劳作和收获的之餐的实惠?

这个产生过无数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古老欧洲的德国,19世纪产生的这个一生激进讽刺分析批判世界富人和资本家的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则成了后来社会主义政权和领导者尊崇的“伟大的导师”和“真理的教父”,马克思一生则得到比较富有的恩格斯的无数资助,而马克思在对追求自己二女儿的法国社会活动家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最关心的还是“对方的经济状况”,他写道,“我关心你的经济状况,我绝对不能允许我女儿也和她母亲一样,撞上她一生的贫困的暗礁(指马克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