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伏尔泰”–谈刘晓波和他选择的荆棘丛生的道路(上)

“中国的伏尔泰”–谈刘晓波和他选择的荆棘丛生的道路(上)

付明泉
2010年10月8日子夜

知道刘晓波,是很晚的事,说晚是和我知道王丹和那次学运相比,尽管刘晓波是后来被媒体称为“广场四君子之一”。在最初知道他的几年在工作之余看过他的几篇文章,说实话,没太多感觉,甚至感觉他的观点有些偏激。再之后,就是看到很多民运的负面新闻, 铺天盖地,虽然不知真假,也足以积毁销骨了。

民主运动这个大旗打了这么多年,有负面新闻甚至丑闻是必然的,而山头林立更是不难理解,有党派的地方就有这些,这是无需怀疑的。,一直自我宣扬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似乎丑闻一点也不少,这点连毛泽东都说出了:“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人的“栽赃陷害、嫉贤妒能、落井下石、欺骗嫉妒、狭隘冲动”的本性在一个追求民主的大旗下更是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然而,仅仅因为这些,就否定整个民主运动的正确性、方向性和其进步性则是错误的。

对于刘晓波,我对他逐步的了解是在近几年,发现这个曾经的学潮中的教师,在1989年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居然是一直在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对于在那次民主运动中失去孩子的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丁子霖等老人,我是不难理解的,按丁子霖自己的话说,从胆小怕事的一个大学讲师一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斗士,完全是儿子的死去给她的勇气。而刘晓波,则没有亲人的直接参与和死亡,而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是可以在学潮之后摇身一变,或者逐渐和很多那时参与的有些知识分子一样,摆动着芊芊细腰投靠和进入权贵的圈子的。

但是就在1989年那次反对腐败和官倒的学生运动后,刘晓波继续了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并艰难的行进着。他的笔变成了一把武器,在这喧嚣的只谈财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中孤独的行进。有人说,“刘晓波是受西方势力支持的”;也有人说,“刘晓波是反华的急先锋”。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刘晓波一直在北京,在中国的首都,他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去任何国家要求避难也没有加入任何别国国籍,这点,对他并非难以做到的。又有人说,他就是故意为此要出名,那只能说这是一种用这些人用自己封闭的嫉妒的仇恨的狭隘的心灵衡量一个真正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刘晓波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他应该估计到他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最难拿到名利的道路,这是一条最为艰险甚至和终生坐牢与死亡相伴的事业,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事业,从他的文章和20年来的他的行为,你能找到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热爱这样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的事业,他要用他的生命最好的年华甚至全部的生命去反对专制和没有自由的社会状态,反对“以党为国”、“党国不分”的社会政治现状。

1989年后,中国社会在歌舞升平,经济独秀,教育蓬勃发展,全民富裕的假象下,开始了大权贵大特权阶层人士的强取豪夺,特权显贵开始撕去改革之初还遮掩的虚假的面纱,开始实现全面的“能人主义”“精英统治”时期,而这个竞争在所谓的黑猫白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论等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指导下,本身就不是在一个公平的法制的起跑线进行的。全社会更出现了“谈发财光荣,谈政治恐怖,谈情色正常”的全民进入发财梦的迷幻状态,对于上层权力者来说,这个发财是梦幻到现实,对于中层来说,是发财的迷梦,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真实的梦魇。而一切,都在“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一百年不动摇”的美好口号下,司法不公、社会倒退和强取豪夺等都成了“正常的社会发展经济过程的必然问题”。甚至有“精英显贵”提出,“必须牺牲大量劳动者才能换来中国的高速发展”的极端变态的口号。“上智下愚论”“天才愚人论”,孔子和宋代理学那套君君臣臣的贻害中华民族千年的垃圾理论又被高度吹捧起来。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在辨不清国内虚实状态的情况下,海外的部分民运人士也如国内一些人一样,开始了浮躁的喧嚣。而现在很多人提起刘晓波就提起他那句“香港才100年殖民地,大陆至少需要300年”的话来说明所谓他的汉奸卖国的真实嘴脸。尽管刘晓波本人曾对此话做个解释,但是我一点不想为其辩解。我只是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的,而1989年在那样气氛中只有30几岁年龄的刘晓波讲过的话,不能作为他今天行为和后来20年追求自由民主理念的旧账不断加以上纲上线的被批判。实际上,如果你阅读刘晓波的作品,并观察他的行为,你会发现,刘晓波在1989年的后20年,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理性和成熟,他的思想,开始从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的要求改变政府现状的甚至发泄情绪的仇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变成一个理性的理解社会现实并能看到社会进步的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的理性思考者和实践者。他在2008年起草的08宪章,并无特别激进的语言,甚至其理念和激进程度远远不如《兴中会宣言》和孙中山护法运动中的宣言和纲领。而他在09年被宣判11年的法庭上做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可以看做是他对自己的和平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运动的标志性和总结性的发言。

有人提起刘晓波就开骂,听到有谁说起社会的负面现象,他们就要大叫中国目前最好,说都是改革中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如果这样说,那么清政府是不是就不该被革命,北洋军阀是不是就不该被北伐,国民党是不是就不该离开大陆,因为按那些人的逻辑这似乎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一个政府,必须要能直视自己的问题,而在国民党时期,国民党政府依然允许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而今日之中国,很多词汇都成为过滤之语,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严重倒退,从这点说,不仅仅和陈独秀李大钊提倡的民主和科学距离甚远,就是和毛泽东解放前和解放初提出的社会民主概念也相差太远。

我之所以起这样一个标题,并非因为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对其高度称颂,实际上,我一直不认为任何奖项有多大实质的意义,但是刘晓波所从事的事业,确实是中国当代喧嚣的不公正的社会需要的事业,刘晓波所从事的事业,也正是如法国大革命前被后来称为欧洲的良心–伏尔泰所毕生提倡的民主自由的事业一样,是有着绝对进步意义的事业。刘晓波在这20年内,从事这一个良心的事业,这个事业,也许,正是“看起来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有一天,面对他们的事业和牺牲,“高尚的人会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