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六)

晚年毛泽东(六)

付明泉
2010年8月20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是32岁的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文章的第一句话,这篇文章也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在1966年,73岁的毛泽东也再次开始向党内军内国内国际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当时的中国,面临两个不友好的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赫鲁晓夫开始后的被中国一直称呼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政权,一个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据历史的记载,老年的毛泽东经常会站在地图的前面沉思,他当时在想什么,没有人能知道。但是从记载的他和周围人和他多年领导的将帅的很多谈话中,能反映他的一些思想。在这些谈话中,能反映毛泽东曾想到过最坏的中国面对的情况,就是敌对的苏联从北边和西部边境对中国的全面进犯,蒋介石国民党台湾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从东南沿海的进犯,西方国家帮助韩国的朝鲜的再次战争爆发,美国和西方国家从越南方向的南部的侵犯,已经不友好的印度在美苏任一个大国的支持下从中国西南的进攻。

客观的讲,中国从建国开始,和当初列宁刚刚建立的苏联一样,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敌视。我一直不相信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政权就是因为民主和自由,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给中国人民的不是自由,不是民主,而是鸦片,战争,掠夺和死亡。而独立的中国,被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为理由,被全面的封锁,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建国初期采取了一边倒的(即交往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对西方国家的示好,中国很快感觉到了威胁。中苏论战后,这种危险更大,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则使当时的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在国内的敌人是谁呢?当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中国全境(除了台湾)解放外,在几年的剿匪和清理反革命后,新生政权的敌人似乎是被肃清了,但是毛泽东开始发现一个让他不安的事实,就是他发现他建立的国家体系和制度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不如战争方式那样容易解决,那就是发到兴旺腐败到灭亡的中国政权的历史周期律。这个问题,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引起了他和中央领导层的注意,通过"整风运动,精兵简政,法令教育"试图纠正,然而这个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在体制内是无法解决的,而在建国后,这个特权和新剥削阶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主要矛盾。

毛泽东经过建国后10几年的调查和思考,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形成了自己晚年的主要思想,即必须想办法反对新的剥削阶级产生,必须保证他领导建立的新生政权不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为子孙家业谋取特权的大利益集团,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利益集团一旦产生,是任何人也奈何不了的,那就要不可避免的出现”人民受二次苦,遭受二次剥削,发生二次革命,推翻这个政权“,这就无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

问题找到了,那么敌人在哪里?这些敌人界限似乎很不清楚,他们似乎就是在他的身边,就是他昔日的战友,而这个千万的大小”赫鲁晓夫“似乎正睡在他的身边。毛泽东的紧张焦虑在文化革命前,即1962到1966年之间,达到了顶点。于是那个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实际上,这个敌友的问题,也一直困绕到毛泽东的去世。

不论敌人是否清楚,但是党内军队存在这样的集团,和可能发展成这样集团,或者有这样思想的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的代理人是肯定存在的,毛泽东第一次把这个概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定了试图走这样道路的当权者,最高的就是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那时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也认定,这样的’走资派如果上台,短期可以迷惑人民,但是长期,将在现政权上建立出一个比资本主义政权更极端的类似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更黑暗的垄断政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如何打击敌人,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73岁的毛泽东终于在1966年,以全部的力量和石破天惊的写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方式,以全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起了他生命中最后发动的,试图防止出现官僚集团,和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运动,这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波及最广,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最深远并在之后引发最多争议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