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民众双重体制下的梦魇

普通民众双重体制下的梦魇

付明泉
2010年7月

中国要进步,要改变,是全中国人的共识。如果真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民意调查,可能对其他问题和思想很难取得共识,但是有一点,那就是进步和改变,中国要更加开放的进入世界,应该是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共识。

然而,我们做的工作却不是在这样一个进步和改变的大旗之下,用倾向利益集团的政策和条文去满足一部分特权阶层的私欲。人类社会是复杂的,但是虚假和欺骗终究不能长久。而我们在改革的旗帜之下到底做了多少有利于民众的实事?我们的多少政策是更倾向于利益集团而不是普通民众?

中国从改革开始,一直存在的权力的绝对社会主义和部分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双重体制的问题,即在特权和权力的控制下的垄断的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名下的所谓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很显然,这两重经济体系必然产生强烈的社会分配体系的不公,而其中的黑幕和漏洞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如此,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官倒”,并引发了那次学生为主体,全国各界支持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民主运动。中国民众看到了双重体制下的弊端,也看到一小批特权阶层赤裸裸的残酷的剥削和对民众掠夺的真实。

从1949年到1978年,客观的说,反对中国体制和不满现实的的人并不见到比现在更少,甚至比现在反对更激烈,但是这些反对者的成分还是比较简单的,那就是不喜欢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向往“自由世界”的人,希望实现民主民生资本主义或者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封建制度的人(当然,这部分除了一些没落的大地主阶层已经人数很少了),也有一些民主人士和更认可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爱国人士。但是从1978年的双重体制开始,改革32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反对现体制和不满现实人的成分已经十分“全面”,既有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建设者,也有希望实行真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资产阶级人物,民主自由的鼓吹者,文革的拥护者,既得利益者,甚至出现了文革的被迫害者,中国曾经被改造的资本家等人物。当然,这还不包括89年64运动受害者和法律社会体系不公造成的也数量不少的上访民众。

反对阵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对阵营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这就值得当政者深思和反省。正如大明帝国,早期面对的是山海关外的一个再次复兴的女真族部落(后来的皇太极改称的满族),而战争后期,明朝帝国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内部的农民起义,而山海关外,则是多个汉族降将,其他民族(如蒙古)等组成的“联合部队”,这种广泛的反对阵营实际标志着明帝国的全民对之的信心已失去。

历史证明,满足少数特权显贵阶层的政策和制度,是不能长久维系的。而改革后在二元体系下,已经形成了权力为“经济发展”(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开路的状态。32年来,广大的民众得到的福利并不很多,除了改革初期的一点私有化的相对自由的状态外,城市的高楼林立,高铁扩路,豪华奢靡,小资情调并惠及普通民众,反而加剧了对民众原有住房耕地的强取豪夺。从拖欠工资到毒食品,从司法不公到强拆住宅,中国少数显贵阶层已经利用手里的权力开始对民众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毫无遮挡的掠夺和抢占。

有人高歌经济发展和科学的力量,其实,任何财富依然来源于最原始的土地和最广大的劳动阶层。如果没有广袤的土地和地下资源,没有无数劳动阶层的汗水和劳作,任何财富都是不存在的。而改革后的特权阶层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是贪婪和发财梦,权力的带来的快感和短期麻醉,自我享受和挥霍的乐趣,迅速为子孙积累巨额财富的想法已经让他们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不想去思考任何历史长治久安。

但是,最奢侈也是最恐惧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权贵也感觉到了中国体系的脆弱,他们一方面继续在能满足的私欲和权力范围内拼命的强取豪夺,另一面,则大量转移资产,并将子女逐步移居到发达国家(完全资本主义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国家),这样既保证了自己财富的积累,也保证了子孙的安全。一个对自己国家都失去信心的阶层,如何能有效的制定出长远的政策呢?

权力的高度专政和部分经济的自由竞争的双重体制,庞大的大量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中国特色的黑领(郎咸平语)公务员群体和飘摇的白领打工群体,私营经济国家垄断行业经济的双重体系,必然使得中国的特权阶层过着类似南北朝时期腐朽的用人乳喂猪的几乎世袭的士族的“穷奢极欲无比幸福”的生活,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在发财梦的迷幻下生活在毒食品豆腐渣司法不公过着举步维艰的梦魇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