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9年后中国的“革命时代”(1949-1978)和中国的“改革时代”(1978-2010)

论1949年后中国的“革命时代”(1949-1978)和中国的“改革时代”(1978-2010)

付明泉
2010年7月

从1949年到现在,有两个词汇先后响彻中国大地,一个就是“革命”从1949年到1978年,一个就是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前一个时代似乎结束了,尽管一直到90年代,参加工作依然叫“参加革命工作”,做很多事情,也依然被叫做“为了革命事业”,但是这个词汇已经逐渐淡出了流行语。而取而代之的开始是“改革”。

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样说来,这也是一个革命,只是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不同,是新的革命,是改变过去的革命,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是要“全国人民都富裕实现小康生活”的革命。

尽管改革后,很多回忆录和书籍把毛泽东时代描写的一片漆黑,而且很多文化革命时代受过罪的人把那个时代描写成了极端恐怖和极端变态的社会,而且我也读过大量这样的作品,我也不怀疑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因为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吏治的社会体系,任何一个上面的政策都可能变成下面的扭曲的变形的甚至是变态的疯狂的古怪政策,更何况有太多私心的多级官员掺杂其中来执行具体的政策。

1949年后的所谓革命时代,现在基本被否决没了,尤其被否决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如果你近距离的用实事求是的眼光去看那时的很多文件和资料,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把1949年建国后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的革命–的本意绝对不是后来很多人描写的为了权力欲和封建皇帝欲的多疑和病态那么龌龊和不堪,我始终坚定的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还是发现了中国建国后新政权面临的巨大忧患和整个新的官员体系的庞大臃肿,以及整个官员体系的迅速腐败,而这个腐败的速度和特权阶层产生的速度让他深深忧虑。毛泽东所忧虑的,依然是他所领导的政党的官员会走向堕落腐败失败的国民党官吏的道路。他在1953年1月的中共中央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时说: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 ”他又说:“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效果是不够好的,因为中国底层的百姓确实感到生活没有太大改善,而腐败的官员体系并没有从根本加以动摇,最大程度只是推迟了大型经济腐败的发生。而随着跟随毛泽东的毛泽东式的所谓革命派被彻底逮捕和清算,更可以看做这个革命的彻底失败,而毛泽东所反对的一切,包括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尤其是腐败,后来在经济的改革中作为“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全部卷土重来了。当然,后来的改革派认为毛泽东本来的革命就是错误的,这就是另外的概念了。

从1949年到1978年的革命时代被80年代初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起草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批判否决和定性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的文化革命,无数元老跟随的建国后的革命时代被基本否决了,而毛泽东也被三七开了(3分错误,7分成绩),而民间更流行了(毛泽东罪更大的说法)。而1978年开启的改革,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概括和反思。改革造成的一切问题(贪污腐败,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等等都被认为是“发展必然产生的问题”)却被即使“有这些问题,也绝不走回头路”“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说法而掩盖了。

官方理论说,指导中国革命时代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而指导改革的理论则是邓小平理论,而这思想和理论是衔接的,继承的,发展的。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毛选四卷,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建国后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邓小平文选三卷,你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和邓小平的理论确是完全不同,也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两个森严壁垒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们从实用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不管任何理论和思想,而回到“实用就是真理”的哲学角度,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需要一个高瞻远瞩的思维模式的,是需要政治领导人阶层具有前瞻性眼光和远见的。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远见的计划的思维模式,尽管不尽如意,但是依然有其合理的超越世人眼光的一面,通过否定革命一个转身而实质全部否定其后期思想,不是一个可取的态度。

而对于改革,不能出现任何问题都高言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出现任何不公,都说是发展的必然,我们必须反思改革的失误,必须注意社会公义性和社会分配体系两个影响社会稳定起关键因素。我们也必须反思32年来改革的理论缺失和实用短见的盲目性政策的错误,如果不做到这样,改革就会变成了盲人摸象,就会变成否定过去一切积极因素的只有全面盲目发财论的全民族灾难。

改革也好,革命也好,衡量的最终标准,不能以短期是否发财为代价,就如一个人,要长期发展,必然忍受短期的伤痛;但是任何改革和革命,却都不能让人忍耐终生的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经济改善,没有任何司法公义,那么不论是谈“为了革命事业”还是谈“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改革大局的稳定”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革命和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康,如果脱离这两点,那么任何辩解都是狡辩,任何说法都会是演员的台词。

对于民众的诉求和全民的呼声,用枪炮和大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政府的尊严和威望是必须在司法公正和社会分配体系的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被民众的支持才能得以实现,而没有民众的尊严,则没有任何政府的庄严。政府超于一切社会帮派之上,而政府必须担负起维护社会公义和分配体系建设的责任,而民众,则是监督和决定政府的最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