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策和原则 论当代中国的军事内政和外交

我们的政策和原则 论当代中国的军事内政和外交
 
付明泉
2010年6月


第一篇 中国军事 我们需要踏实的科学精神

中国的军事,在技术上,要不求虚大,不去浮夸,而必须在发展和建设上融入真正的科学精神并拥有真正的科学态度,在思想上,必须保证军队绝对的顽强的意志力和凝聚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保卫人民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原则,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中国军队成为人民之师,正义之师,并成为今日世界真正意义的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具有顽强战斗力的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我始终相信,不论身在何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是深深爱着这个国家和土地的。祖国,就是祖先发源和生活之所,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们无不喜欢祖国的强大,虽然政府不等同于国家,但是因为政府在一定时期都代表着国家,不论哪个政府,我们也依然会把两者不加区分。就如清朝时期,尽管已经很腐败,很多外交家和一般民众,他们在国外,也依然在维护大清帝国的尊严。

正因如此,没有人不希望我们祖国的强大,这个强大,包括经济的强大,当然也包含政治的民主法制和军队的强大。 可很长时间以来,我读很多报纸杂志和书籍,谈到中国的军队的强大,就是谈中国军队的武器的如何高级,如何尖端,似乎有了尖端武器,就有了一切战斗力,有了一切军队现代化。我并非军中之人,只是一个平民,是军外看军,但我始终不觉得军队的战斗力仅仅依靠武器就可以解决。军队的战斗力也绝对不是和武器的高级与否成正比。因此坦陈自己的一点看法,绝非迎头泼冷水。林语堂先生曾说:“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挠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于她的微渺的爱国家,无需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

中国目前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发展起来的军队。这个军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义为人民的军队,因此,我们对人民子弟兵这个说法一点都不陌生。 而这个军队的发展壮大确是异常艰难的,来源也很多,既有地方割据武装势力,旧军阀的正规军队,也有农民赤卫队组成的团体。按照历史来看,这样的团队合在一起,战斗力是很差的,但是,奇迹就出现在这里,因为这只军队成了共产党的军队,而共产党用统一的思想和理论武装了全部队,通过党支部建在连上,通过理论学习和全面的教育,这个军队的每个战士从本质上不单纯的是一个军人,而都成了一个政治人,他们成了不仅仅有军事目标和自我人生理想,也有确定统一政治目标的政治人。毛泽东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讲话和著作是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问题的。关于军队建设,他采用强大的全面的组织纪律和政治思想教育,他的1929年12月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可以看作是他治军思想的一个反映。他在这里强调了对于农民旧军队等各方组成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从政治思想上先保持高度统一,他指出了几个方面,实际上从根本区分和指导了这个人民军队和其他历史军队的不同特点,即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反对军队的极端民主化(军队不同于政治和其他群体),反对军队组织不严,反对军队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军队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克服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的观点。

在此以后,毛泽东更逐步用思想武装全军,进一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凝聚力,他正式全面的贯彻党的政治理想和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步骤贯彻到不同级别的军队组织和各个军人中,也使得这个军队的建设正式进入了灵魂渗透了“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化”时代。

除了组织纪律和高度的政治性,中国军队的第二个大的执行原则是和民众的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子弟兵,就是说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密切联系人民”。这样的军队,连同政治上宣传,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团结除蒋介石集团以外可能团结的一切阶层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在最后的国共决战中中国民众出现了一边倒的空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状况,这点也才次证明了和实践了军队政治化,军队毛泽东思想化,军队人民化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的一切战略思想,也正是源于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宗旨。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毛泽东都深深知道,离开民众,一切工作将一事无成,将一败涂地。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这个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出现了除了同样有着崇高政治目的的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中国近代最强大的,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在1939年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方针。

尽管有光辉历史,并有强大政治组织纪律和人民做后盾的人民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毛泽东等人依然发现在此之外,中国军队作战方式,作战思想的需要现代化以及需要研发装备高科技武器,那时的美国和国民党军队可以用高空轰炸机让我们无法察觉,就算察觉也无法阻止的飞过我们上空,甚至夜间的空中较量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等坚定的要求发展两弹一星, 而根据公开的史料来看,很多当时的政治人物不理解和反对这个政策,其中反对者就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认为不应投入如此巨大的财力去发展这样的武器。 历史记载,“1961年10月和11月,张爱萍将军向林彪汇报不少中央领导人要求原子弹下马,林指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林彪在60年代的全军大会上更是说:“:“1、将来的战争是电子战一样的现代化战争。2、战争准备中间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就是解决武器,特别是搞尖端武器。3、今后的战争已不只是靠步兵,而靠空军,导弹。空军在战场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致胜手段。应当优先发展空军。”在此之后,林彪更提出要发展“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他同时提出要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但是既然如此,毛泽东和林彪等依然严格重视军队的反腐,走资,派系和军阀割据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他说,在一个地方久了,就容易搞割据,就会出现派系,就国家和让人民会有消极因素。

然而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快32年,我们在经常强调尖端武器出来,中国军队建设到底如何?我们依然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坚定的相信,军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军队建设的现代化绝对不等同于单纯的尖端武器制胜论。尽管中国有太多优秀之士,但是我依然深深担忧中国社会的腐败和派系之争会影响和渗透到中国军队中。几百年前,经济在世界依然属于高度发达的中国大明帝国的武器都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当时非常先进的火炮,因为军队的腐败,号令不行,内部倾轧,居然抵挡不住凝成一股劲,非要打到关里来的满清落后装备的骑兵。而满清末期搞的洋务运动,我们从英国购买的军舰,组建训练了装备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海军,居然无比惨烈全军覆没的被日本吃掉,使得我们的海军将近百年一蹶不振。而应海军之要求清陆军在海港建立的巨型大炮,居然最后被日军占领去轰击我们的军舰。 而法国建立的耗时11年,耗资50亿法郎的坚固马奇诺防线因为德国战略战术的后方偷袭而形同虚设,成为千古的笑谈。如同军队的现代化绝对不单单是尖端武器的装备,而军队的战斗力和尖端武器绝对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如果军队出现了腐败,如果军队出现了怠惰,如果军队出现了丧失民心,那么也随着丧失了军队的根本—一切战斗力。

毛泽东说,“决定胜负的是人民,而绝对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句话永远值得军队的统帅和将领深思。
 

 
第二篇 中国内政 必须保证的社会公义性实现和社会分配体系相对公平

付明泉
2010年6月

不论什么革命和改革,不论如何发展和建设,我们的政策必须要照顾最广大的劳动阶层,必须要减小两极分化,而如何保证(社会公义)即重要的法的最高精神的实现和全社会分配体系的相对公平,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1978年开始的中国式改革,实际上是在政治高度集权化的基础上,在农村实现私人经济和工厂逐步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为特征,通过推进小范围的私有化来调动人生产积极性的改革运动;外交上则在“不争论不出头不表态”的所谓“韬光养晦”的口号下逐步放弃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盟友,实质是努力希望在不变革政治体系的前提下逐步进入1949年以来中国政权的反对者–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体系中。

经过32年的“中国特色的改革”,中国社会出现的两级分化不仅仅让民众感到压抑,也让坚持“天下大同”的执政党感到无奈。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两级分化,贫富差别巨大的社会现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2000年封建社会背景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在1978年时那样一个高度集权全民奉献几十年靠领袖力量和精神约束干部的政治体制下实行“没有明确计划和目标”仅仅有“发财梦”的急功近利的“只有经济变革的坡脚改革”必然出现的后果。

中国当政者在1978年看到了全国民众日常生活贫困的社会现实,从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强调艰苦朴素全民奉献的发展重工业时代,忽然一个转身,开始了发展日常经济的所谓“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阶段。而指导这个改革的所有蓝图,除了否定毛泽东后期的“高度计划经济”和“反对资产阶级复辟”,除了实现在农村和小型工厂实行一定程度的私有化,除了暗中颁布了一系列照顾一些有功的高干老干部子女经商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外,几乎拿不出任何新的办法。农村私有化为主的土地改革调动的生产积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企业改革的失败的影响而逐渐失去实际效果。后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彻底失败,因为这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如果没有明确的体制改变,没有明确的特权消除,那么除了一些特权显贵在半遮半掩的半私有化里中饱私囊,对任何劳动阶层和全社会民众都无任何收益。

有人开始把中国的社会称为转型社会,有人说是这有问题是转型的“阵痛”,也有人说是“发展的必然”,更有说法说是我们必须交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费”。很多人说中国缺少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必须“补课”,有人说,“私有化”是发达国家的“公理”和“真理”,必须推进,所谓社会的阵痛是“私有化不彻底造成的”等等。还有人高喊“精英政治”,似乎一个国家有几个精英,有一个精英集团,就可以控制国家,老百姓就是草芥和群氓。还有人说全社会就是要牺牲一批穷人,中国才能进入发达国家之林。

中国的贫困有很多历史的原因,有“当代精英”把中国的贫困简单归结为1949年建国后没有及时实行改革政策,有学者则简单归结中国没有及时私有化和对外开放造成,所有这些都是一叶障目,极其肤浅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一个文化军事强国,但是在近代开始,中国逐步成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之又少。 中国从明代后期已经开始逐步落后于欧洲,这个既有文化的等人文因素、社会制度的因素,也有社会重文忽视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国家资源的因素。而1949年前被台湾鼓吹为民主科学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先生统治的中国,也绝对不是一个富强的民众安居乐业的社会,更是一个社会极度不公哀鸿遍野的社会。而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看到了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和极度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不够丰富的人均资源。

中国要向前发展,而且要不断的变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永远不会随着社会总体的富裕而消失。中国内部的劳动阶层和资本拥有者和权贵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劳动阶层和执政官员阶层的矛盾,中国因为资源的利用和其他国际大国的矛盾,都会长时间存在。中国的分配体系的公平化,中国司法执法的正规化,中国社会阶层收入稳定化,中国社会公义的持续化,都是影响中国稳定的核心因素。在所有这些中,中国社会公义和中国的经济分配是两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从1840年开始,或者说是清帝国的后期开始,中国的社会公义性和中国经济分配这两个问题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全国稳定。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未随着朝代的更迭和任何的改革革命而彻底消失。而分配体系的严重不公在官场和权力下显得尤为突出,清帝国末期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使得全国怨声载道。而最严重的是,社会公义性的丧失。所谓“有权能使鬼推磨”在中国比"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为突出。权力者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可以使生育者不能生,滔天大罪者可以活,社会没有绝对的公义,但是有相对的公义。当社会分配体系和社会公义都达到一个劳动阶层不能忍耐的最低限度,新的暴力革命就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降临。

而经济私有化加政治集权化无疑会造成社会分配体系的极度不公,以及社会基本公平公义性体系的全面坍塌。这是因为在政治高度集权下的私有化和成果分配,一定是极端残酷和极端失衡的,这种“铁幕”之下的私有化也一定是充满和肮脏和不见天日的交易。而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也一定以百倍的残酷去剥削民众,以使得社会基本公义公平性体系的全免坍塌。这种特权不变,经济体制改变的改革,与其说是为民众和国家发展实行的多项改革,还不如说是统治阶层和权力阶层一次次对民众利益的盘剥和这些阶层之间利益瓜分运动。

而一个国家,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不论什么革命和改革,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核心是必须要保证全社会分配体系的基本合理,要保证全社会社会公义的基本底线。缺失了这两点的任何革命和改革,都是一小撮利益集团和权力统治阶层的利益瓜分和利益掠夺运动,而这样的革命和改革,也绝对不是中国进步的方向和光明的发展道路。

经济私有化和政治集权化的社会形态,是比清明的封建等级主义社会,民生民主资本主义和广义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有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绝非封建帮会式的子承父业的家族统治的腐朽封建王朝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更差的社会形态,“经济私有化”和“政治集权化”只能催生如国民党统治大陆后期的四大家族的特权显贵寡头垄断家族以及少数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权阶层,而绝对不会给中国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安宁和幸福。

第三篇 中国外交 挺起我们的脊梁

付明泉
2010年6月

中华民族不需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中国不需要“曲线救国”,中国也不需要无原则的韬光养晦。在我们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我们要放弃面子,坚守里子,挺起我们的脊梁。

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的汪精卫,最头疼的时期还是在中国和日本战争前夜的外交部长的官职时期,他深知自己被全国民众注目,而蒋介石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让他左右为难,彻夜难眠。所有的不抵抗的罪责都被和他一直明争暗斗的蒋介石安到了他的头上。当然,最后汪精卫干脆成立了投靠日本人的南京政府,是难逃卖国的罪责。

中国从古代开始,对外族和外国的政策一直是灵活和多变的,但是总也是“以和为贵”,这既有民族特点,也有国力使然,而和亲和谈判往往是和的方式。比较有名的和亲政策大汉天子送公主北上的开始与屡犯边境的匈奴的和亲政策,唐朝的与藏族的文成公主的和亲政策以及清朝初年康熙的清皇室公主和蒙古王的和亲政策。当然,国与国之间,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更多的依然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也是政治的最高和最后的斗争形式。因为有时,也正如丘吉尔在面对德国的日夜空中轰炸所说,“我们必须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生存。”

当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至少表面和气没有血光的和亲历史,也不仅仅是胜利的斗争历史,更不是仅有绝不屈辱的谈判历史。比如对契丹称儿皇帝的石敬瑭,对辽国,金国一直进贡称臣的屈辱的半壁江山的两宋时期等等。而清帝国的末期,中国对西方列强的屈辱求和可以说是达到了千年的极点,从南京开始的上千个屈辱条约,让中国门面扫地,一个辛丑条约赔偿的白银更是让中国几十年的国库收入的总和。 白银赔了很惨,土地丢了更悲,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因软弱把自己祖先的土地划归给别人,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屈辱和人间悲剧。

清帝国的最后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途中,还不忘记送去水果表示慰问,并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那就是说,"我们中国很多东西,只有你们高兴,什么祖宗的东西给你们都可以",真是卖国之行丑陋到极致。

中国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投靠了美国,但是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平等对待,蒋介石集团更像美国的打手和跟班,而不是西方平等的一极。这绝对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中国落后的问题,而是中国的资源,大国地位,国土面积,人口状态,让西方有洞察力的上层阶级又恨又怕,所以必然处处出手控制,而绝不希望这个大国“复兴”和“兴旺”。

1949年开始新生的政权更由于意识形态,和占领了“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舆论高点而让西方大资本家感到恐慌,几百年来,西方一直占领着舆论的最高点,如从早期的征服,之后提出的强权就是真理,到后来的民主拯救一切的说辞。不论多么美妙的说辞,西方国家骨子里是一直保证其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而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相对的国际大环境中,执行了联合亚非拉国家,联合中小国家,联合以前西方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抗西方大国的政策,其中,中国实现了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军事到政治的全面交锋,中国实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基本外交原则。这政策,让西方国家为之头疼,让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也让西方国家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橄榄枝。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提出了不争论不出头不表态的”韬光养晦”政策,并远离“亚非拉的穷国家们”,实现所谓大跨进的进入西方体系。在很多强势的国际问题上,我们重形式,轻实质,和西方国家一团和气,对他们的礼炮的欢迎胜过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不断去送礼和买单,而为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我们在领土问题,海疆问题,西方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无限温和的退让政策。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是有很多发展的问题,但是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则并非如此简单的要发现中国民众的苦难。西方国家没有那么关心我们国民的福祉,更没有那么关心我们的意识形态,所谓这一切说辞,都是为了一个自身国家利益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任何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后退的,因为有些后退就是万丈深渊。

我们需要国际朋友,我们的国际朋友分为几大类,第一类是地缘政治的国家,这类国家不存在要不要支持的问题,而是必须支持,帮助和鼓励其发展经济。甚至有些时候要直接参与和影响其政策,因为这种国家,和我们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这样的国家被我们的敌对国占领,那么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巨大损失。第二类是远程的在道义上的友邦,这样的国家是需要支持扶持并帮助,以和西方貌合神离的国家斗争的需要的。是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和战线的。我们曾经的进入联合国,正式靠这些真正的朋友大无畏的精神才得以实现,也正是“他们把我们送入联合国”的。第三类是中立国家,和我们没有太多利益冲突的国家,这类国家我们要尽量保证其国家利益,进行国际贸易,以使得双方收益的,以使得在真正的国际冲突发生时,这些国家能尽量保持中立状态,不成为敌对国的联盟。

要实现这样的战线和外围联盟的巩固,仅仅靠不出头不发生不表态的韬光养晦是不行的,中国的大国地位使得我们有时必须发声,有时必须表态,有时必须出头,韬光养晦到最后往往会变成屈辱损失利益的代名词,而丧失我们的盟友和加强敌方的阵线。我们在国际交往和外交上,要放弃面子,珍视里子,这个里子就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资源利益,中国的战略利益。在关系到国家利益上,我们必须做到一步也不能退,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节的斗争。

一个国家公民的生命安全,基本的劳动权利和利益保证,国家的水资源,国家的矿产资源,国家的海洋资源,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一个国家的民众的劳动,外汇储备,都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为了这些国家利益,西方国家可以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而且一步都不退却,他们可以放弃任何口号和形式。因为这些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所以,对于这点,我们的外交政策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谁放弃了这些,谁就将是中国民族的千古罪人,不论当今如何风光和评价,也不论其面子被给的多足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