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私有化”加“政治集权化”的改革道路是危险的道路

“经济私有化”加“政治集权化”的改革道路是危险的道路,这也绝不是中国进步的方向

付明泉
2010年6月27日

1978年开始的中国式改革,实际上是在政治高度集权化的基础上,在农村实现私人经济和工厂逐步实行的厂长负责制为特征,通过推进小范围的私有化来调动人生产积极性的改革运动;外交上则在“不争论不出头不表态”的所谓“韬光养晦”的口号下逐步放弃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盟友,实质是努力希望在不变革政治体系的前提下逐步进入1949年以来中国政权的反对者–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体系中。

经过32年的“中国特色的改革”,中国社会出现的两级分化不仅仅让民众感到压抑,也让坚持“天下大同”的执政党感到无奈。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两级分化,贫富差别巨大的社会现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2000年封建社会背景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在1978年时那样一个高度集权全民奉献几十年靠领袖力量和精神约束干部的政治体制下实行“没有明确计划和目标”仅仅有“发财梦”的急功近利的“只有经济变革的坡脚改革”必然出现的后果。

中国当政者在1978年看到了全国民众日常生活贫困的社会现实,从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强调艰苦朴素全民奉献的发展重工业时代,忽然一个转身,开始了发展日常经济的所谓“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阶段。而指导这个改革的所有蓝图,除了否定毛泽东后期的“高度计划经济”和“反对资产阶级复辟”,除了实现在农村和小型工厂实行一定程度的私有化,除了暗中颁布了一系列照顾一些有功的高干老干部子女经商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外,几乎拿不出任何新的办法。农村私有化为主的土地改革调动的生产积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企业改革的失败的影响而逐渐失去实际效果。后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彻底失败,因为这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如果没有明确的体制改变,没有明确的特权消除,那么除了一些特权显贵在半遮半掩的半私有化里中饱私囊,对任何劳动阶层和全社会民众都无任何收益。

有人开始把中国的社会称为转型社会,有人说是这有问题是转型的“阵痛”,也有人说是“发展的必然”,更有说法说是我们必须交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费”。很多人说中国缺少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必须“补课”,有人说,“私有化”是发达国家的“公理”和“真理”,必须推进,所谓社会的阵痛是“私有化不彻底造成的”等等。还有人高喊“精英政治”,似乎一个国家有几个精英,有一个精英集团,就可以控制国家,老百姓就是草芥和群氓。还有人说全社会就是要牺牲一批穷人,中国才能进入发达国家之林。

中国的贫困有很多历史的原因,有“当代精英”把中国的贫困简单归结为1949年建国后没有及时实行改革政策,有学者则简单归结中国没有及时私有化和对外开放造成,所有这些都是一叶障目,极其肤浅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一个文化军事强国,但是在近代开始,中国逐步成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之又少。 中国从明代后期已经开始逐步落后于欧洲,这个既有文化的等人文因素、社会制度的因素,也有社会重文忽视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国家资源的因素。而1949年前被台湾鼓吹为民主科学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先生统治的中国,也绝对不是一个富强的民众安居乐业的社会,更是一个社会极度不公哀鸿遍野的社会。而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看到了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和极度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不够丰富的人均资源。

中国要向前发展,而且要不断的变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永远不会随着社会总体的富裕而消失。中国内部的劳动阶层和资本拥有者和权贵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劳动阶层和执政官员阶层的矛盾,中国因为资源的利用和其他国际大国的矛盾,都会长时间存在。中国的分配体系的公平化,中国司法执法的正规化,中国社会阶层收入稳定化,中国社会公义的持续化,都是影响中国稳定的核心因素。在所有这些中,中国社会公义和中国的经济分配是两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从1840年开始,或者说是清帝国的后期开始,中国的社会公义性和中国经济分配这两个问题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全国稳定。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未随着朝代的更迭和任何的改革革命而彻底消失。而分配体系的严重不公在官场和权力下显得尤为突出,清帝国末期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使得全国怨声载道。而最严重的是,社会公义性的丧失。所谓“有权能使鬼推磨”在中国比”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为突出。权力者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可以使生育者不能生,滔天大罪者可以活,社会没有绝对的公义,但是有相对的公义。当社会分配体系和社会公义都达到一个劳动阶层不能忍耐的最低限度,新的暴力革命就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降临。

而经济私有化加政治集权化无疑会造成社会分配体系的极度不公,以及社会基本公平公义性体系的全面坍塌。这是因为在政治高度集权下的私有化和成果分配,一定是极端残酷和极端失衡的,这种“铁幕”之下的私有化也一定是充满和肮脏和不见天日的交易。而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也一定以百倍的残酷去剥削民众,以使得社会基本公义公平性体系的全免坍塌。这种特权不变,经济体制改变的改革,与其说是为民众和国家发展实行的多项改革,还不如说是统治阶层和权力阶层一次次对民众利益的盘剥和这些阶层之间利益瓜分运动。

而一个国家,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不论什么革命和改革,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核心是必须要保证全社会分配体系的基本合理,要保证全社会社会公义的基本底线。缺失了这两点的任何革命和改革,都是一小撮利益集团和权力统治阶层的利益瓜分和利益掠夺运动,而这样的革命和改革,也绝对不是中国进步的方向和光明的发展道路。

经济私有化和政治集权化的社会形态,是比清明的封建等级主义社会,民生民主资本主义和广义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有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绝非封建帮会式的子承父业的家族统治的腐朽封建王朝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更差的社会形态,“经济私有化”和“政治集权化”只能催生如国民党统治大陆后期的四大家族的特权显贵寡头垄断家族以及少数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权阶层,而绝对不会给中国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安宁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