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反思32年来改革(1978-2010)的失误(上篇)

 我们必须反思32年来改革(1978-2010)的失误(上篇)

不论遇到什么批评的声音,我都将坦然面对,我只是愿意用我的笔写出对这个生我养我的祖国的这个时代的真实思考,而绝不是为爱国和进步的虚名去博取点卑微的名声,正如林语堂先生多年前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伟大超越她所有卑微的爱国者”。

付明泉
2010年6月21日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等通过否定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领导,开始了邓小平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这个改革,实际上是在最高威权之下,在政府“内无内债,外无外债”,拥有广大清廉的干部和具有一定威望的威权的政党领导下有强大国防强大国库基础而民间比较清苦的状态下开始的经济改革。而这个改革本质是通过原始的私有化来和人们原始的发家致富的欲望为推动力的。

显然,在威权之下,以及全民劳作,全民贡献,全民播种,唯精神领域为第一的几十年的体制下,这种私有化、个人主义、单干主义和私人主义必然造成了极度的竞争的不平等。毛泽东时代的很多干部也有特权,但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全民群众运动又极大的约束和限制了干部的特权,尽管这种限制和宪法为第一和框架的约束还不足以媲美,但是依然具有强大约束力。同时,全社会的精神高度的约束也使得很多干部具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和自我约束力。

随着私有化改革运动开始,从上层到下层,过去的差距不大的阶层因为权力的不同,分配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平等,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变成了“多权多得,少权少得,没权不得”的社会状况。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的有点特供,有点特产,有点特殊机会的特权开始被全面放大,到了百倍千倍万倍,甚至不可比拟。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政府开始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威严”的直入云霄。中国再次出现了腐朽而非清明的封建社会出现的强烈的高等级差别的社会状态。如果说中国忍辱负重的民众对中国特色权贵和富人的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依然可以接受,但是富人为富不仁,草菅人命,逍遥法外,就让他们不可接受或异常愤怒了。同时全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公平司法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全社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精神麻木休克状态更是中国百年来之罕见。正义的呼喊被说成毫无用处,真实的披露和报道被训斥和打压成不顾及要稳定大局,而所谓的“韬光养晦”,也掩盖了真实的国家的尊严利益和权利的丧失。

“先富带动后富”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改革三十二年来最大的骗局,这句口号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步骤,只能归于空洞和幻影;而“黑猫和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已经被证明是急功近利的全面摧毁社会道德的行动的发令枪;“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否定了“越穷越革命”的极端口号,但是也同时把社会公义和一个政党曾经坚持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扫荡的一干二净;而“一心一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则彻底打碎了昔日曾苦心建立的对抗敌对西方国家并令之头疼的法宝–联合亚非拉国家的法宝的统一战线。

改革三十二年来,中华大地出现的官僚腐败政府监管缺乏和道德崩溃,已经让每个民众都感觉到危险,从毒奶粉到毒大米,从黑砖窑到黑司法,从兴修水利的缺失引发的干旱决堤到豆腐渣工程引发的塌桥倒楼,可以看出政府改革32年来的巨大失职。古代皇帝依然有三怕“怕神灵,怕祖宗,怕民众”,现在当政者已经出现了对民众,对神灵,对祖先的无所畏惧,而这个大无谓,除了导致中饱私囊,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已经没有其他。

台上大讲话,台下开始将财产大转移,自己当官掩护,妻儿撤退,这样的裸体做官已经成了中国官场的风景线。 中产阶层也已经逐渐感觉到风雨欲来,而丧失对这个国家经济稳定的信心。中国社会从食品,药品,医疗,交通,建筑,商品,到教育和公共安全开始全面出现危机。由于官方话语的多变,中国社会开始对所谓反腐,公共安全保证,经济安全保证,房价安全保证的官方官方宣传全面失去信心。权贵富人在拼命想着如何多榨取财富转移到国外,知识分子开始逃亡和屈膝折腰的侍奉权贵,如如何抄袭论文,当官买官,提职提干,投靠权贵,跻身商场;而全国在改革抓经济的口号声中出现了全民的浮躁和喧哗,踏实的人和实干者则反而被斥为迂腐和无能。

改革32年来,每当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和毒奶粉毒食品等民众的苦难,主流媒体总不忘记用毛泽东时代的10年文革来恐吓和警示,誓言绝不倒退。似乎一反对这些糟粕,我们就会回到饿死人的毛泽东时代。但是,对毒奶粉死去的婴儿来说,不存在说饿死和毒死,哪个更好;如果对校舍倒塌砸死的少年来说,不存在砸死和没自由死哪个更好的选择。 把现在的一切错误依然归咎于毛泽东没有及时改革开放,就如同一个80岁的人,还把自己没有学问归于5岁时没有上过幼儿园一样可笑。10年的文革,中国依然完成了两弹一星,完成了全民工业的基础建设和全面发展,依然有全国工人农民的全面奉献和百万干部的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而32年来改革,我们到底在工农业基础发展,国防建设,民众福祉,民众医疗教育卫生公共安全上到底实现了多少伟大成就?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中国要发展,不要倒退,已经是全体的共识,然而,一句十年浩劫就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十年国防工农业和社会民众的建设成就,那么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理性的反思中国三十二年改革利益集团对中国民众的强取豪夺和错误政策?

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说:“我对自己半开就不错了(5分成就,5分错误)”。而今天我们却依然把邓小平的一切政策都奉为经典和神圣,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邓小平和陈云等作为第二代掌舵者,是受到毛泽东影响而很多点不如毛泽东高瞻远瞩的而对毛泽东后期政策有一定意见的学生,他们从1978年开始执行的很多政策是急功近利的,而且有照顾利益集团的倾向的政策,而很多政策和理论似是而非模模糊糊,他们受到时代和文化水平的局限也不可能看的更远,后来接班人和继承者有权利和有义务改变以前的政策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的历史评价和修正。当时代进步发展,任何僵化的因循过去政策而不加以修正和改变只能导致发展的失误和不断产生的灾难。

中国的工农业和科学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买入和引进绝对不能拿到西方国家的核心技术,而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和金丝猫攀附主人一样的依附于其他大国,那是非常危险的政策。而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种植,中国的水利建设必须作为头等任务来抓,中国的发展,不在于楼宇的高大,不在于世博会,不在于奥运的影响,而在于真实的内在科学发展程度,人才的留住,人才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机制,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分配的平等程度。

中国是一个大国,外交上,仅仅韬光养晦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革中的韬光养晦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想致其于死地,而毛泽东和他是属于一个政党,甚至早年邓小平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支持者,只是后期才出现一定的分歧。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和很多大国,在战略上,在资源上,在很多根本利益上是有根本冲突的,很多时候,想不发声,不出头,不表态是不行的。中国必须不因为恐惧而谈判,也不恐惧谈判,必须不去发动战争,但是也不能恐惧战争,中国在很多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是不能做出任何退步的,因为有些退步可以有其他路,有些退步就是万丈深渊。

改革三十二年来,涉及到不公,媒体就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告诫民众。无事生非的权力欲者是少数,想太平生活的人是多数,多数民众是喜欢稳定和和平的,但是有时的形势让人无法稳定,稳定不能损害健康,不能损害生命,不能威胁到基本的生存,而一切威胁这些的稳定,是谈不上稳定的。 但是当时代无法稳定,当那种不公平已经容不下一个课桌,一个桌椅,一个幼小的生命,这稳定有什么意义?这就如国家的关系,就如丘吉尔在二战中说,“我们必须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生存”,如果这个时候,你让人稳定,不是毫无意义的么?

中国社会,不患贫困而患不均,任何社会最后的矛盾爆发都是因为阶层之间剥削和贫富差距的巨大以及基本社会公义和正义的缺失。社会就算有贫富差距,但是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并具有基本的社会公义和道德。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穷人的命运,我们就不能保护富人”一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义社会是不会维系长久的。

32年来,来自最高执政者有太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必须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批判。很多似是而非的摧毁社会道德的理论,必须停止执行和宣扬。而社会基本公义如果不能保证,中国社会就不会稳定,这个稳定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掩耳盗铃的迷雾。21年前的全国的呼喊反特权反官倒的反腐败运动,也绝对不能因为几个学生领导的私心媚外狭隘就妨碍对这个运动本身正义性的评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不因任何卑微的爱国者和卑鄙的卖国者而丧失其伟大性,中国不是任何政党的私有财产,中国不是任何自持有功劳的元老的拿捏的器具,而生于此,长于此的一代代民众,才是这个国家万古不变的精神之魂。

中国改革32年来,已经造成中国新兴的嗜血的剥削阶级和丧失了灵魂只有私欲和媚外的腐朽早已类似于南北朝时期用人乳喂猪杀人如麻的腐朽士族特权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的“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肮脏的东西”,改革32年来,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亲族依然在用其丧失了任何良心的丑陋灵魂在法律框架之外变相和直接的盘剥着中国普通的善良的劳动者和创造者。这些阶层中的特权者就如同鲁国的“庆父”,他们不被清算和审判,不纳入法律的框架和民众的监督中,中国民众就难得福祉,中国就将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