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腐朽贵族和中国特色的社会的全面腐败(全四篇)

中国当代腐朽贵族和中国特色的社会的全面腐败(全四篇)

付明泉
2010年春夏

第一篇 中国当代贵族和中国当代特权阶级

付明泉

在当今中国,我们还无法从报纸和官方的媒介上看到有关中国贵族的词汇,但是在全社会,这应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要在这个贵族前面加上中国的修饰语,并不仅仅限定讨论中国的这个阶层,更如“中国特色”这个词汇一样,只因为中国贵族成长史,其特点和其他国家现存贵族有很大不同。

贵族不是仅仅拥有财富, 拥有财富者可以称的上富人,瞬间的利用机会发迹者在中国被称为暴发户,那都称不上贵族。一代出一个富人,三代才培养出一个贵族。贵族是从出生就含着金勺子,从出生到儿童,少年,都是在十分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享受了其他同龄人没有享受到的医疗,保健,度假和教育的一个有很多特点的群体。中国式的贵族具有这些基本特征,也有些同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从本质上,从1949年开始,除了香港,台湾,澳门和一些红色资本家的家族以外,贵族和豪门确实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决定的。但是,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潜在的庞大的贵族群体实际上已经悄然形成。就如中国几千年历次改朝换代一样,皇亲国戚和其族裔实际上已经成了潜在的红色贵族。

显然,在中国,也只有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是真正的贵族。然而,在毛的时代,尽管他们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借着父亲祖父之特权而有特别的享受,但是还没有到了日费斗金,挥洒自如的程度,这又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规则决定的。然后在中国开放后,这个群体开始真正利用父辈的光芒和力量,建立起庞大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和普通群体所能想象和维系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关系网中呼风唤雨,高额交易,官位易主,总之,基本可以做到“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了。

如果把这个群体我们称为中国最高层的贵族的话,那么中国还有一些新贵。这些新贵是各级现任高官的子女,他们和最高层贵族相比,少了点小时候的培养,多了点后来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健在并且在掌权。在这个中国社会阶层的次高层的中国新贵中,还包括一些巨富的大商人。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就不算了,他们是个过渡群体,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有限,除了吸引了一下全国人民的眼球,遭到大家的红眼和瞬间的羡慕外,他们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对政治和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接近于零,他们倒是落了一个没文化,粗俗不堪的“大款”的称号很多人的鄙视。后来者显然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也确实显出了更大的力量,更强的修养,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组成了第二次新贵的浪潮,尽管一些人倒下去,破产了,但是很多维系下来,维系下来的开始尝试做红顶商人,他们再次发现了在中国千古不变的定律,官本位的文化和权力之重。他们间接或者直接与中国的红色贵族建立起关系,或者干脆与新的各级执政者建立起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不是在桌面上的,几乎都是隐蔽的,悄然的,不动声色的。但是不论如何,第二批新贵依然是从产业做起,逐步走向融资,壮大,上市这样一个过程。

第三批要成新贵的识时务者出现了,他们的手笔更大,他们已经厌倦了从小作坊开始的直接披星戴月的劳作,把公司做大,市场的弱肉强食和求贵心切让他们想一步登天,于是股份成了一个最好的突破点,上市不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必然过程,而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但是毕竟法律在那里,框架在那里,于是幕后操作成了主要的过程。国有公司的老板也通过上市,用各种只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和老百姓解释出道理的办法把几十年的千百万工人劳动创造出的国有资产直接席卷到自己手中。这批人是胆子最大,富的最快的一批人。

人们常说,中国穷人仇富是不对的。仇贵就更不对。他们是精英,应该得到尊重,我认为这话并没有错。实际上,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不会仇视科学界富起来的袁隆平,体育界的姚明刘翔郭晶晶,文艺界的歌星演员,因为尽管很多体育精英如当年的穆铁柱,文艺精英如当年的郭兰英没有赚到如此多的钱,但是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开放,需求的变化,国门的打开,市场的调节,使得这些人成为新贵。大部分中国人也并不仇视那些真正靠自己的辛劳,汗水,科技和力量打拼出来的青年的楷模企业家,甚至对他们心存敬意,即使他们的起家历史也并不那么干净。只是因为“劳动创造财富,辛苦换来成功”还是全体劳动者和善良的有良知民众的共识。

如郎咸平教授在《黑领和白领》一文中所说,“中国真正的财富拥有者是黑领,而不是白领”。在中国,这些企业家也好,创业者也好,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拥有者,他们更多人,依然会是昙花一现的梦幻。在中国最高层的企业家和最高管理者白领阶层里,实际上又分成很多层次。这个层次的有识之士已经有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一边努力参与政治,影响政坛,推动私有财产保护法,一方面做两手准备,随时准备撤退。这个阶层另有些人人已经开始头脑发热,他们努力发展事业,发展公司,平日高谈精英政治(自然觉得自己就是将来和目前的精英之一),觉得自己和红色贵族可以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头,这些人觉得虽然目前体制还不健全,但中国将来必定会走向欧美体制;这个阶层层次最低的一些人当然是得过且过,只管闷声发大财,他们不理政治,赚钱高兴,赔钱伤心,休妻纳妾,声色犬马,恨不能把几代没有享受到的在他这一代完成。

白领阶层其他层本质都是贫寒者,他们包括各级中小层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的工资貌似很高,出入称总,甚至配备秘书,办公环境良好,在农民工看起来,他们是地道的有钱人,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经济的捉襟见肘,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希望实现发达国家富人贵族的生活,他们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他们尽管在生活消费等很多方面表现也很豪华和阔绰,但是他们的迷梦不断被房价的高涨,政策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恶化所影响,他们的情绪也随之波动。

本质上,中国不存在国家公务员,公务员可以划分为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官吏和混日子过的小杂役。大官吏是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直接进入权利核心的贵族和黑领阶层,中下层官吏和高层白领阶层进行一定的交易,也可以算作高级白领阶层。小杂役的公务员除了可以靠点报销,蹭饭,梦想继续在权力位置上爬,已经别无特别的好处。
在大城市,一线二线城市的最下层白领之下,在城市,就是中国庞大的普通劳动者群体,他们包括各个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个体商贩,小作坊主,很贫寒的在职和失业的工人群体。他们的生活清贫,寄托希望于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他们的生活勤俭,他们遵纪守法,他们期盼中国的美好未来,他们捐款灾区,他们支持国家度过难关,然后,很多时候,他们等来的是孤寂和无望。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可以基本维持温饱,他们更关注的是教育,水电和菜篮子。他们住在三线城市的老房子里,大城市高涨的房价对他们影响不大。

在中国的最下层,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一个是中国最贫寒的阶层,煤矿工人和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和无数在家乡种菜,种粮食的农民。在前者中这些人很多都是过去中国的农民,失去工厂买断的工人,他们走出了乡村,到各个几乎没有安全保证的矿场,煤窑工作,他们期盼每日能解决基本的温饱,能有一点点余钱,他们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长夜矿下工作,他们听不懂经济学家的高论,只是知道对他们有好处的政策不多,他们听不懂“专家”的高论,只是知道他们又研究了不允许娃娃出生了等等高论,他们不会仰望星空,也不会眼含泪水的高喊爱国,但是他们是受到教育最少,遇到的不公很多,控诉无门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寄托希望于孩子读书,但是学费和生活费用艰难,就算国家高喊义务教育,地方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希望孩子当兵,但是贿赂公行,他们无力提供,他们对一个高官对他们的一个微笑,一个亲切,一个承诺,都会感动的泪流满面,不论是否会被执行。他们执着,他们期盼,他们每天在为这个国家创造着最多的财富。他们被称呼为中国人民,被称为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他们很难享受一个生灵,一个平等的地球人的该拥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民,他们无比强大,作为个体的人,他们无比虚弱。

近80前,毛泽东对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论和号召革命的基础理论,这也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篇著作。然而,可悲的是,在近8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阶级不仅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阶级的代沟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的贵族和新富对中国穷人的掠夺,到了一种不顾死活,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那些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公义国家的革命的先行者和牺牲者,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的社会,他们会是一声叹息,还是会怒发冲冠?总之,他们已经很难在今日社会找到他们要努力奋斗实现的社会的任何影子。

第二篇  今日中国官场与官员腐败

付明泉

看了一篇关于百万青年是留守还是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文章,很有感慨。促使我再次想写一点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虽然我出国几年,但是我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了很多年,对这类文章有很强的感觉,很多的共鸣。

有人说,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如数学的NP-HARD问题,无解。这话极端了点,但是确实说出了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极端的复杂性。

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的雄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自信的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解救中国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历史的发展似乎不是那么让人满意,至少让我们再说这话的时候,心中的感觉是复杂的。就一个历经太多苦难的人,是否还能如当年那样,遥望北方气如山?

西方国家和一些民主运动人士总是在鼓吹三权分立可以解决问题,他们认准了西方的民主是灵丹妙药(当然里面还包藏了他们自己利益的很多假药),中国虽然没有真正服用过他们这些虚伪医生开出的药品,但是我始终怀疑这货色的可行,如果不相信,我们看看非洲国家就可以了,那里,很多国家都是民选,仿效西方的制度,但是贫穷依旧,战乱依旧,就算稳定,国计民生依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并没有发现这西方政治制度就是解救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实际上,西方也好,东方也罢,人性是相同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很多时候是至上的,人是要吃喝拉撒睡的,这不是一个制度,一个伟大,一个鼓吹,一个口号能改变的。任何的改变都需要时间,急速的改变就是灾难。美国总是推行他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民主,但是实际上,我坚定的相信,不要说布什等任何美国总统去中国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就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也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综合性,不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可以夸海口可以改变的,甚至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全面了解的。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国的农村,到中国二线城市看一看,去看看那里的极度贫困,极度的物质缺乏,极度的教育落后和极度官僚主义与极度的社会不公。

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宁可蜗居在北京上海广州,也不想去二线三线城市?我是很有真实感受的,很有感触的,也是有些发言权的,那二线以及三线的城市地方,社会制度到了极端变态的程度,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以置你于死地,任何一个小的该正常处理和解决的事情,能让你跑断腿,累折腰,筋疲力尽。机会之少,官员之冷漠,能让你觉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官僚的说话都是拉着长声的刺耳的噪音,他们的标准形象就是肚子很大,脑子没货,这也是他们典型的写照。

“因循苟且,粉饰虚张,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这句国父孙中山先生用来描述中国晚清官场的话,来描述现在的官场,依然是十分恰当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对于一些官员,为了升官,为了利益,官商勾结,隐藏死亡人数,甚至参与黑社会,杀人放火,荼毒生灵,什么事情都是可为的,什么都是可以铤而走险的。他们不仅仅如批评说的丧失了什么共产主义信仰,而是本质上是丧失了一切信仰的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图,享受第一的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

从客观来说,说中国的社会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也是有欠公平的,实际上,他们也是体制中人,他们也无力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不过是利用手里的一点权力,为也同样是穷人的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老婆,情人,老丈母娘等谋取点利益,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只是比普通百姓好一些。每天的跑官,卖官,贿赂,也让他们筋疲力尽,难以应付。他们视野狭小,视听蔽塞,就算有点为人民服务的志向,也很快被社会大潮淹没了。

有人说,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是贫穷造成的,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始终相信中国孔子的社会的动荡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不公平的观点,因此,当然,他试图是在体制内,消灭一切特权阶级,一切官僚阶级,他最担忧的就是人民受二遍苦,遭二次罪,有人说,毛主要是为了政治斗争,因为他说过,八亿人民,不斗行么?也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被无端定罪,社会进入大动荡,大破坏的极端状态;尽管这种坐在椅子上想搬自己起来的西楚霸王一样的勇猛的体制内大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如果你能客观,冷静,平和的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和看毛生命后期著作和讲话,你会发现,这位对中国历史十分了解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在用他的惊人的影响力,号召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动这些运动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思想和原动力,确实是因为担忧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建立的新中国进入一个周而复始的革命-官僚腐败-再革命的历史周期律。

当他的继任者,新的领导者用眼前的平反和利益让人欢欣鼓舞的时候,全国人民似乎认同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人们感觉一切都是贫穷造成的,于是,致富成了第一位,但是过去的,历史延续的道德观依然统治着中国社会,大多数人们依然没有忘记要做个好人,做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社会还没有表现出病态和更多问题。但是经过了10年,20年,30年的单纯发展经济,当全社会发展一切都围绕着“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闷声发大财”的小作坊主的短见和偏激的理论以后,人们蓦然发现,社会的道德体系已经倒塌,很多的美丑被彻底颠倒,过去最丑恶的东西也能摆到台面,很多消灭的丑恶起死回生,蠢蠢欲动。过去的光荣成了彻底的垃圾,人们在喧嚣中开始找不到方向,在稳定压倒一切,经济这边独好的口号下,一些人中饱私囊,大肆挥霍,一些人忍饥挨饿,如上菜一样,毛泽东曾担忧的事情一样不缺甚至更多的摆到中国社会这个大桌面上。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再次降临。

从去年强暴女学生致死的富家公子的“俯卧撑”案到在看守所打死新婚因为贫穷偷砍几颗树木的青年的“躲猫猫”案,从洗浴城的女工杀死来求欢的乡级官员到贫困女研究生的自杀,从山西8岁煤窑的包身工到三鹿奶粉案,从广州街头公开抢包到公开抢婴儿,中国司法解释到了“为天下人笑”的程度,中国社会问题已经到了无以复加,触目惊心的状况,如果说在毛和邓的时代,在法律这个持续的体制还没建立完备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用他们的权威进行专政和三大战役对犯罪集团的打击,那么今天这些也没有和无法实行了,我们感觉到的就是极端的混乱和背后的庞大利益集团关系的盘根错结。

 
中国的教育和知识精英,本来是社会很尊重的行业和群体,知识分子应该是全社会的精神的中流砥柱,可是近年来,民众越来越不看好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呢?我想很多是这些知识分子和教育体系内的人自己造成的,他们中很多人唯利是图,在社会的潮流面前,丧失了基本的信仰和风尚,羡慕大商人,拜物教横行,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荡然无存。完全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和丧失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

有一个北大教授说上防人群99%是精神不正常人,我看他该去看看精神病医生,他的头脑不是缺氧就是极端的不正常,他觉得自己是教授了,高高在上了,觉得似乎自己脱离了这个体制了,他觉得自己社会关系网发达,他和家人不会遇到不公平,就算遇到了,他也可以摆平,不需要通过上访,这是十分可笑的,他该去好好读几本书,该好好读读和理解拿破仑元帅和皇帝的名言名篇,和他的那句“从伟大到可笑,相差只有一步”。

从裸体做官到和黑社会公然勾结,从暗中对检查官下手到省部级官员大都市公开炸死情妇,中国的官场的官员已经从横征暴敛,犹抱琵琶半遮面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公然暴虐横行的阶段。从引资融资,招商引资,出卖土地到直接参与入股,官员已经从羞答答的隐蔽拿钱阶段发展到了公开掠夺共有财产的阶段; 从溜须拍马到直接跑官,中国官员已经从间接发迹之计开始学会迅速升迁之法,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币服务,中国官员已经从掩饰时期发展到了公开扯下遮羞布的阶段。 有些官员携带着无知,夹杂着私欲,走向了无耻。

第三篇 “黑猫白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全面摧毁中国社会道德的“理论”

付明泉

邓小平的三卷本文选,我很早读过一卷和二卷,三卷是后来很晚读的,邓小平的很多很重要的文章和讲话还是集中在1978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这也是他的对毛的部分他没有参与的运动,不是全部(比如反右,因为那时他是一些专案的组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和后来实行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重要事件的进行指导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对全国影响很大的有很多话,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都是在这些文章提出的。这些被称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成了后来的邓小平理论。

但是有些话,就如数学定理一样,如果脱离了相应的语言环境,脱离了相应的前提条件,就不那么正确,甚至十分荒谬。列宁说,“真理向前迈进一小步,就变成了错误”。那么显然,脱离一个大环境的语言是传递的信息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和可怕的。其中有两句是典型的案例,一个就是黑猫白猫论,一个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那种严格的阶级论和语言的批判显然十分反感,这从他的文集很多讲话都可以看的出来,尽管早期是有些出于当时的环境十分隐蔽的表达,但都能看出他对那种大批判的理论家的愤怒和反感。基于此,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等等,都是反对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的实用主义对策。但是正如当年解读毛主席语录一样的片面,他的话被有意无意的割裂了,于是,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传遍了大江南北,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的要敢于大胆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被好意恶意的放大了。

这句话干脆被人解读成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行。我想这应该是离开上下语境,错误解读一句话的最典型的案例。解读的的人有那么笨么?显然没有,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一是也许邓小平当时也是希望宁右不左,他曾在他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了,历史上受左的影响太大了,可见,从他的出发点,他是反感左的;其二是如毛在过去领导革命的想法一样,开始宁可过之,不可不足,也是他的一个出发点。其三,各级执政者,忽然一个大转身,理解是不足的,他们在做具体工作和指导的时候,只能采取更精炼的传达和指示,于是这个割舍上下文的语言就这样在大众中流行了。其四,就是干脆有人浑水摸鱼,更喜欢这个解释,便于他的利益操作。于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再次产生了,有人发现自己早就懂这一点,甚至不需要最高领导人指出。于是有人感觉不仅仅黑猫白猫花猫,狗能抓住耗子也行。还有人干脆觉得不抓耗子只要貌似抓耗子也行,有人觉得干脆抓假耗子只要上级以为是真耗子就行。

总之,这样解读之后,这句话对中国的道德冲击是巨大的,实际上,我和很多年轻一点的人交谈,他们似乎知道全部小平的理论,除了开放(还是个模糊的宏观词),就是这个黑猫白猫论了。于是昔日做好人的理论坍塌了,做明白人,做聪明猫的理论诞生了,如果抓到耗子是好猫,那显然,不论假耗子,真耗子,不论是别人抓到的耗子,还是自己的,总之,只要达到目的,自己是好猫,别人也说自己是好猫了。于是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瓦解,千年来的道德观,荣辱观,美丑观,都被现实主义的利益观所替代了。这种小作坊主的利润至上,落井下石,诚信全无,只是为达到目的的观点恰恰正是100多年前马克思批判西方资本家的“永远希望只是倾销他们的商品,而不考虑社会效益和不择手段”的思维成为一致。

“摸着石头过河”同样是一个文选中让人费解和让人误解的语言。如果说,邓小平说的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可遵循,就如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理论一般都是高屋建瓴的,是有预见和计划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中曾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我们无法算出未来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事实预测到未来的结果,…他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趋势)这是东方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这是海边可以看到桅杆的帆船,这是母腹中躁动的要成熟的婴儿。” 显然,摸着石头过河是经验主义的东西,是在摸索的感性主义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主义的认识阶段,就如康德讲的感官的东西,也是辩证法讲的认识的第一阶段,既然如此,这如何能成为理论的一部分呢?这不是一个悖论么?

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偏向实用主义的居多,他的思想很多和胡适,杜威的实用主义更加接近,只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聪明睿智的回答记者的提问,更多是一种辩论术,而不能做为理论和科学。比如,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对自己的评价时说,“我对自己半开就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是都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一个指导全国的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全面的,兼顾人们理解力和具有继承性的,但是不幸的是,小平的经验主义的总结和毛的高屋建瓴的系统理论,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壁垒。 我不知道一些研究家是如何衔接和搭起这经验主义的概括和毛的系统理论的桥梁。在我读了多次毛的四卷,邓的三卷后,我只是感觉,我们的各个时期的“理论”除了名义上的继承,很难于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这也许正是造成中国社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和“色”

付明泉
2010年4月12日

改革32年来,中国一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摧毁式的发财迷梦。从当初的大款到民营企业家,一直到后来的运作大资本的官员权贵,都不同时间受到社会的热捧。在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尽管我一直认为是猫就会抓耗子,不抓耗子的动物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且那些动物也不该用抓耗子来衡量优劣),摸着石头过河(既然都不知道怎么过河,是摸着石头,等于没说,这是理论么?长江没石头,怎么过?有石头,也不提前计划,就摸着过?),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是软道理?)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似乎全球人都知道,但是抓的如何啊?)等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指导下,全社会陷入了空前的迷茫,空前的混乱,空前的嘈杂,空前的浮躁。

当“做一个能人,做一个有钱人,做一个有权人,做一个发财的人,做一个会享受的人,做一个欺骗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个为自己子孙赚钱的人”的世界观取代了“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时候,中国特色开始全面显现了。如果有人敢于阻止特权阶层发财和特权阶层的权力,那不论是要自由还是要发言,不论是要正义还是要生存,统统会被权贵特权阶层枪炮打跑和处理了。

中国之特色的特,其一,就是中国的特权,有了中国特权,就有中国的特殊地位,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很小的技巧,招商引资,出卖土地,重组上市,原始股票,让特权阶层完成让西方资本家眼红的几代的财富积累在瞬间完成

中国之特色的特,其二,就是中国的特殊制度,依然是“刑不上大夫”,有了中国的特殊制度,有特权的显贵人物就可以游离中国法律之外。

中国之特色的色,其一就是色和权力的有效结合,这个色不是一般的风流故事,是和中国全体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依然可以让高官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杀人贪腐营私舞弊,只为红颜一笑。

中国之特色的色,其二就是鼓励“对内搞活”,使得连西方也严加管制的的娼妓色情遍地开花,出现了明禁暗中鼓励的方式,中心还是为了“发财”!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汇,中国的千年道德古训,千年礼仪廉耻,千年地下资源,千年正气骨气正在被特权逐渐驱散和推倒,中国二字,用于此地,已无中国之底蕴,而其中社会主义除了党的领导也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任何影子,而唯独剩下的只有“特”和“色”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