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千年 此祸最大—论中国式特权和中国式腐败

悠悠千年 此祸最大—论中国式特权和中国式腐败

付明泉
 

中国的贪腐问题,非一日两日,腐败的问题,几乎和中国的历史时间一样长。即使封建社会的君主,其中很多也是对腐败深恶痛绝的,这倒不代表他们本身不腐,而是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族王朝和政治,让他们更觉得腐败是贪腐者拿走了自己家的东西。朱元璋尝试将腐败官员的尸体做成稻草人来震慑其他官员,但也未能遏制住大明王朝的贪腐,康熙皇帝更是对天下官员发布,“恨贪官胜过恨造反者”之语,但是也未能遏制住很快到来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清帝国的整体官吏的腐败。清朝末年那个著名的民间冤案,因为吏治腐败,官场贿赂公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得慈禧太后也只能叹息,“你一个小女子的一个状子,就摘掉了我大清200多官员的顶戴花翎。”

过去白居易的诗歌说野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腐败和整治腐败倒是很符合这野草和火的描述,最后两句也挺符合,腐败也算是“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了。真是一种让人笑不起的黑色幽默。

腐败是最能激起民愤的,尽管有些官员东窗事发后,说“自己贪腐也不容易,费尽心机,劳动不少”,但是这种机关算尽的贪腐的辛苦确实不能也不可能被广大民众所同情,因为人类本性还是崇尚进步,光明,高尚和奉献的。而腐败,这一种极端自私的本性的贪婪与登峰造极的自我行为,没有丝毫高尚和进步的含义在其中,这种行为比一个动物为了填饱肚子的本能和满足解决饥饿的基本需求来杀死猎物要贪婪自私暴敛的多,这是一种奢侈的贪婪和索取,所以这种所谓的“贪腐的辛苦劳动”也注定永远不会被广大民众所认可。

国父孙中山在100多年前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然后这贪腐问题,100多年后,却是依旧,还有愈演愈烈之壮,从银子到钻石,从布匹到名车,从银票到豪宅,从私下交易到公然贿赂,从暗地行凶到黑社会公开气焰嚣张,腐败的身影无处不在。

如果说20年前曾经的反腐败的全国运动道出人们对部分官员特权不满的话,那这种特权现在早已被放大千倍万倍,但是大多数的民众不想不能也不敢同时也无力再去发出任何不满之声,很多人在梦想并忙着进入那千万分之一的特权阶层,那些得到机会和机遇又及时按照潜规则办事的商人,下海官吏,文人,各行各业的进入或挂边那个特权阶层的人们,在感觉得道之后,立刻把自己打扮成飞翔的雄鹰,高谈中产阶级的迷梦,一起来歌功颂德,然后梦想着继续爬升进入到真正的特权阶层。

革命试图改变过中国的腐败,但是威慑一时,千万分之一的特权阶层被消灭后,他们的利益开始被更少的特权阶层所取代。如果仅仅如此,中国的民众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人们多可以原谅皇族的奢侈,但是有些时候不能原谅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嚣张,而接下来的情况是,七品芝麻官的县令的某些特权也被大多民众原谅了,但是民众确实无法做到宽容到原谅七品芝麻官下面上百九品,十品,到无品官员,直到鸡犬的飞扬跋扈和贪污腐败了。 这个时候,民愤的出现就不怪异了。

一个20世纪初期的英国资本家面对罢工工人讲话说,“我和你们的区别,不仅仅是我剥削你们,你们的贫穷有自你们自身的原因。” 这样的话被资本家广为推崇,就算一定的道理,但显然有环境和个人和阶级的出发点在其中。而中国现实社会,无疑把这个观点更加夸大了,特权阶层,富起来的人,和某些攀附富人特权的“专家”(专门欺骗大家?)都表达出了,“富人能力更强,有过人的能力和魅力的观点。”好人坏人“的说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做“明白人”,所谓明白人就是不问过程,只看结果发迹的人,这“明白人”开始被吹嘘,被美化。 就算中国的很多民众再容易被洗脑,但是这些极端自私自利的充满阶层特色的片面的为自己每天强取豪夺得到的利益和行为辩护的“明白人”显然无法为大众所接受。人们的疑问是,“飞翔的都是苍鹰么”?

普遍的仇富心理有时确实是一个社会的顽疾,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很多人都必须靠做“明白人”,靠和贪腐直接或者间接挂钩和联系才能发迹,那是非常可怕的;而如果全社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表现出了“胜者王侯败者寇”,对“胜者”进行吹嘘是更加可怕的;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此保持沉默,万马齐喑,为虎作伥,那就是极端可怕的,也使得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失去所有力量,诚信彻底消失,使得腐败失去最后的去约束它的谴责力量---道德和舆论的有效监督功能。

也许反腐败也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和曲折不同,人的努力必定在其中,腐败已经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如果说,我们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一断时间内,稳定压倒一切,不能让反腐影响经济建设,那本质就是不顾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死活,以隐性的方式杀死千百万诚实守法劳动者的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貌似繁荣的发展,换得少数(还不是特少数)特权阶层过着极端腐败的生活。这代价无疑太大了;直接或者间接利用权力来掠夺民众的财富而用于少数特权阶层,是很多社会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掠夺必须是有一定底线的,至少要保证一定相对竞争的公平,而不是利用权力的赤裸裸的无法可依,权大于法的掠夺,超越一个基本的相对公平底线,社会是肯定不会稳定的。就如肯尼迪所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成功的解救穷人,我们就不能有效的保护富人。” 而权力的腐败是建立这种相对公平的毒瘤。

中国的真正强大,绝对不在于船坚炮利,不在于尖端武器。一个国家和真正的强大,在于内部,在于民心,在于社会的道德体系和真正的民心所向。普希金在抨击沙皇制度时说“不论是祭坛,还是监狱,都不是宝座的护符,只有人民的安宁和幸福,才是宝座永恒的卫兵”。 仅仅以为武器的尖端和武力,就能决定胜负,就如清朝寄希望于洋务运动抵御列强,在后来的战争中依然不堪一击。今天,我们看到,清朝真正灭亡依然在于民心的失去。国民党300万美式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失败也依然是失去民心所致。毛泽东曾经说,“决定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还是有很深的道理在其中的。武器要研发,民心也是必须要得到高度的重视。得到民心的政府“其兴也勃焉”,失去民心的政府“其亡也忽焉”。

如果你翻开中国的历史,在璀璨的光环和文明的背后,你会看到太多民众的灾难。鲁迅说,“我看到的是吃人。”战乱时代,民众受战乱之苦,历史上的纪录甚至只能纪录为“战乱,杀50万,饿死200万等等”发展时期,民众又要受吏治和腐败之苦。社会一直在一个老大,表面和谐,派系林立的状态,腐败盛行的吏治下循环往复。如毛泽东所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

千年的历史证明,靠一个贤君,几个贤相,什么人物,是解救不了中国的,他们可以做一定的贡献,但是不会脱离他们的时代,也改变不了根本的状况,中国的发展需要急风暴雨,也需要和缓而行。但是曲折的发展不是借口,对腐败的慢慢整顿,整顿不力,无所作为也是犯罪行为。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有良知媒体的发声,法律体系的完善,执法体系的加强,全体民众的道德体系的建立和监督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该有大的牵挂天下的胸怀的,依然要发生,要抗争,要共同参与建设这个国家,而不该做如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形容的人:“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国家是全体民众的国家,不是一个领袖的国家,不是一个政党的国家,不是一个集团的国家。有良知的人是该发声的,对腐败的披露,是要有闻一多的勇气,对腐败的守住,是要有朱自清的节气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腐败的特权在舆论的监督下,变成过街老鼠,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法和道德体系逐渐完备,最终保证强大的法律和全体民心对腐败的彻底免疫。

一个民族的最终发展,取决于其民族中的敢于承担历史和国家责任的人物,更在于全体民众的民心所向,两者的良性互动,才能让那些只为自己牟利的政治野心家,私利野心家,权力野心家,名声野心家无处安身,才能真正水落石出,拨云见日的发现出中国真正的良心、中国真正的伟大民众的力量以实现中国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