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胜利者的谨慎而富有远见并卓有成效的讲话–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个胜利者的谨慎而富有远见并卓有成效的讲话

                  ——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付明泉
 2010年4月1日

在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万千将军率领的军队以雷霆万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荡涤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的时候,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军队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在进入北京前的临时中央驻地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一个讲话,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毛泽东这个讲话,涵盖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气势之雄伟, 而其态度之慎,见解之远,指导之强,成效之远,对于胜利者,都是罕见。

在这个讲话,毛泽东向全党阐述了他的很多思想,是一个思想之大成,他的谨慎的科学态度,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他的远见和战略,在这个讲话中都有很好的反映。这个讲话共分十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毛泽东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问题,也是当时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毛泽东谨慎的强调了战斗的重要性,而不可以为胜利已经到来,而少有松懈。毛泽东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他同时提出了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即影响对方和平起义的方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诠释。 他说“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都希望实现的,那就是用和平的,而非战争的方式达到胜利的目的。以后在外交中他依然采用了这样一个方式和强国周旋。 他深刻的理解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斗争方式。,他谨慎的告诫全党说“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第三种,也可以看做一种非常艺术委婉的斗争方式,即绥远方式,也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说, “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他谨慎的告诫全党全军说,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这几句话,是一个胜利者最清醒的判断,是一个胜利者的谨慎的富有远见的切中要害的论断。

在第二部分中,毛泽东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的任务和角色,他指出,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也即人民解放军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而他的第二个提法是高屋建瓴的, 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 他指出,现在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广大解放区和待解放区是远远不够用的,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他说,“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在第三个部分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依然要进行的长期的斗争。 以及党的工作的中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各级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和在城市中做各种斗争。他说“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他最后谨慎的告诫全党说: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第四个部分,毛泽东谈到了城市斗争中的依靠力量,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纠正党内说依靠资产阶级的路线。在发展工业问题上,他指出,要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但是也不能忽视私有企业,他说: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他语重心长而有谨慎的告诫全党,“...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他说, “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他满怀信心的说: “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后来的改革派一直大谈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不重视经济建设,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领导的政党和军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正是采取了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政策,才有的结果,也是稳固的经济政策,使得其逐步走向胜利的。

在第五部分,毛泽东讲述了北方解放区和南方刚刚解放区的不同,提出,对南方不可操之过急,要稳步推进土地改革。 他指出: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 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在第六部分,毛泽东再次详细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和人任务,他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 同时,他说明了中国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即“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

他特别指出的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工业,这部分是要无偿没收的,他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对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毛泽东提出注意保护其发展的空间和积极性,转化成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经济成分,他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但是他也提出了控制和限制负面影响的问题,他指出: 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也指出要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问题,在对外贸易和对外国经济政策上,毛泽东指出:“在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最后谨慎而满怀希望的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在这个部分,毛泽东义正严词的击碎了帝国主义试图在新政权维持不平等条约的迷梦,他说“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 对于外国的承认问题,和奴颜婢膝的看外国颜色汗流浃背的“精英权贵”不同,毛泽东自信的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关于贸易问题,他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

在第八部分,毛泽东表现出了高超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不因为恐惧而谈判,但是也不恐惧谈判”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在第九部分,毛泽东谈到了他的统一政策在国家领导上的应用,他说,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十部分是这个讲话的最广为人知的部分,也是毛泽东对全党的告诫,这个部分,集中体现了他的远见和战略眼光。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他说:“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他犀利的指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他清醒而慎重的告诫全党全军:“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满怀信心的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这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国和之后的施政方针避免出现偏差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了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很长时间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后来对工农业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发展工农业,外交战略等有更多更详细的讲话和施政方针,正是这些,使得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国防体系,使得中国进入联合国,在他的有生之年,使得中国的大官僚特权阶级被消灭,而毛泽东这篇在他称为对全体高级党的干部的“进京赶考”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集中体现出了他的很多思想,是一篇谨慎,很有远见和极富成效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