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问题(八)(全文)

中国的社会问题(八)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非继承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1)

 付明泉

2009年12月17日

  

毛泽东曾经对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说,英文中success是成功,成功加了er, 就变成了继承人,继承人都是成功的么?毛说这样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了他自己对合格接班人的渴望和他自己对继承和成功与国家体制的哲学思考。

 

基辛格博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政治,不同的处境,复杂的国家关系,他所能的,我想,就是除了微笑还是微笑。当然,毛也不需要他的回答,对毛来说,他更多的是自说自话,自己给出问题并以此进行自我思考,而不是不要别人贸然的回答和仓促的答案。

 

毛的文章很多,但是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文集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1到4。但这四卷,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实际上,他后期的思想,就是一直在正式出版与流传之间纠结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对中国的影响是更大的,那是整整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

 

华国锋作为第二代最高领导人,忙于救火,他和他的第二代领导团队的治国思想还没有被整理,被全国广为所知,就已经悄然消失了。这也是由于随后对中国社会迅速产生巨大影响的邓的理论。

 

官方媒介宣传都说,邓发展了毛的思想和理论,邓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你读读邓的文选和毛的选集,你会发现,你很难找到发展的痕迹,这并不是说邓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从本质来说,邓的所谓理论更多是修改和改变了毛的思想,而不是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建设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邓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中心思想还是胡适先生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这通过他很多讲话和文章都能看的出来,尤其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论,黑猫白猫论,当然也包括他文集中,1975年他复出时的“铁路要整顿,全国都要整顿”的内部讲话,这些他的想法,在1976年也成为他再次被打倒时候称为要翻案的罪证。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同软禁的多年下放劳动中,一个人每天沿着小路一直默默散步,也许他的很多对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想法是那时逐渐形成的。因为只有那时,他才能有机会有时间不再陷入他在中央工作时候的具体工作中,他不能做中央的工作,那时的中央也不需要他去工作了,也只有那时,他才能看到毛和他以前无法看到的真实的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就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委婉希望毛能有点自己的时间整理毛的思想一样,具体繁忙的日常工作和需要安静思考的思想理论的形成很多时候是无奈的矛盾。

 

邓踌躇满志,邓运筹帷幄,邓感觉对中国看清楚了,思想成熟了,他需要一个平台,要建设中国特色,实现自己的建设策略,建设中国特色首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这点,邓和他的同时代的毛和其他战友一样,十分清楚。他的年龄大了,他的时间不多了,连最沉稳的邓也着急了,不论是他想治国安邦,还是想实现自我抱负,他1975年的复出,都能看出他的急躁,他想实现自己治国建设想法的紧迫感。

 

历史和邓开了一个大玩笑,邓在复杂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中,再次很快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罪名是“右倾翻案风”。尽管全国民众当时听多了“左右”的东西,但是真正什么是左什么是有右人们并不清楚,总之,当时谁是左了,谁是右了都是由最高的统帅毛泽东来定夺的。就连毛战友,多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也是经常被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被批判和写检讨书。

 

邓在上个世纪1978年开始到80年代初期通过击败一连串政治对手,再次稳稳控制住中国的权力之后,他说,“中国那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毛选择接班人的方式本身就是非正常的。”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让人不可思议,实际上,邓依然没有走出毛的任何影子,邓的晚年,不仅仅要选择他所说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而且还要选择第四代,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

 

如果你阅读邓的三卷,用朴素的,而不是官方的,恐惧的,利益诱惑的心态来看和思考,你一定会体会,邓无法也不可能超越毛的思想体系。他跟随毛走了多年,他看到了一些毛的不足和错误,但是他属于毛的团队,他听取了毛的教育,他受到了毛的影响,他的思想更多的是试图修正而不是发展和超越。

 

当你遥望一个位置,你觉得无比容易的时候,当你身体力行,真的承担这个位置的重担后,你才会发现,那远远不是你看的那样容易。这也是中国那句古话,“看花容易绣花难”。肯尼迪说,“我走进白宫办公室,事情往往总比我之前想象的最坏的情况还要糟糕百倍。”我想,当邓在治理多年中国后,面对万千问题,他一定会感觉此刻的中国比自己下放劳动的时候所思考的中国的治理和建设问题要复杂的多,他在198964之后,一定会更深刻的体会到毛晚年对人才的求贤若渴,那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心情,他一定也更加体会到了毛的选择接班人的无奈和苦衷,他一定更深刻体会到毛面对反对自己的群众运动的无奈和愤怒。与其说蒋介石对解放军南下要攻入南京,防守长江天险的在他到来还正在打牌的守备将领所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打仗我就要靠诸位了”的姿态是一种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的政治手腕的化,那么我想,邓的晚年对中国很多问题,一定是有真切的毛泽东晚年对来访者的表达的“我不能改变世界,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几个郊区而已”的真切无奈。

 

1976年拥护小平的45天安门运动到1984年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到198964中反对小平的声浪,小平一定是更深切的体会到民意的力量,一定更深刻体会到那种民众暗中支持,公开赞美到直接反对的从巅峰到低谷的感受。他也是更深刻的体会到了毛所体会的,和毛所没有体会到的酸甜苦辣。不同的是,1976年的毛泽东在听取了关于天安门混乱汇报后,他对华表达了,慢慢来,不要急的嘱托,对基本是对他的反对者只是采取了大棒驱散的方式,他担心国家的混乱,但是能看出他坚定的信心,他坚定的相信,这些民众可能对他的一个政策,和过多政治斗争的不满,但是他依然相信,这些工人,农民,学生,不是反对他一切的,因为除了政治和这个国家,除了他需要的绝对权力来推行他的思想,他没有任何其他私人的东西和背后的利益关系。他也相信,这个支持他和他的战友们,他和他所参与缔造发展的政党夺取最高权力的民众,不会是他的敌人,如果真是,他也一定接受这样一个失败。从毛的讲话和他的谈话,你能看出他这种绝对的自信,他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重上井冈山”。也正因如此,他依然坚定的用颤抖手圈定并定性了这场运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

 

马克思在评价法国拿破仑皇帝和拿破仑三世时说,大意是历史上的庄严的或悲或喜的事件,第二次出现就是闹剧。人们习惯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评价一个历史过程,所以人们提起毛的时代,不是闭塞就是锁国,不是贫穷就是斗争。其实,如果你稍微拉近点视角的看那段历史,你会发现,中国高端的国防建设,中国雄厚的工农业发展基础,都是那个时代奠定的。1972年,被承认是中国的承认年,中国和美国等无数大国的建交,是毛的时代完成的,对此,毛说,我们是被亚非拉的兄弟抬进联合国的,正是毛的高瞻远瞩和战略眼光,从建国开始的对亚非拉的长期无偿援助,让这些兄弟国家感觉中国是真正的朋友。中国有后来的发展,没有那几十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他的领导集体的鞠躬尽瘁,没有全国亿万民众的响应号召,争做好人和高尚人的情操,没有他们的无偿劳动、努力和贡献,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后来任何一点发展的可能和基础的。如果我们过了那个时代,就把那个时代描写的一片漆黑,那就是对全国亿万人民的努力的蔑视和鄙夷,就是对无数勤恳干部和民众的蔑视和忽略,那和背信弃义,见恩忘义有什么不同?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和客观的历史态度。

 

不论从对反对性的群众运动的处理上,对国家的长期建设思想的树立上,不论是对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上,还是从对国家建设的战略计划与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上,从邓的想法中,你都无法看他超越毛的思想,无法看到他超越毛的身影。我们并不是在鼓吹个人崇拜,也不是在神化毛并无意批判任何人,就如丘吉尔曾说的,“很多人站在平原上,指着山中腰的高大背影说,你们有这样的背影么?站在高山上的人说,我们当然没有。”我只是想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可以宣传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无端夸大一个事情,邓小平的想法更多的是实用的,接近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便于常人理解并被人本性很快容易接受的经验主义的总结,从根本上说,是不该被推向一个理论高度的,更不该被神化宣扬,他修正了毛的一些他认为不实用和不实际的思想,但他也同时草率的错误的理解并肢解了毛的系统理论,产生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一些列问题。他武断的修改毛的很多理论实际上的引发了一连串的失误和社会问题甚至社会灾难。邓在80年代初期领导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个人认为下定义太早了,这依然是沿用了毛的晚年频繁通过决议和迅速下结论的方法,无论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治国的角度,理论的角度,他都只做到了对长期指导中国的毛的思想只破没立,他的社会建设想法,还不足以能替代毛的长期的战略理论的高度,也正因如此,他后来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包括开放尺度,官员腐败,官倒走私,反对性的群众运动,他所处理的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远远没有毛游刃有余,运筹帷幄,甚至束手无策。在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内政治家,他也只能继续采用毛这个老师的定性资本主义的几十年前的老办法,从邓自己被定义为毛的反面资产阶级走资派到他也要通过给对方定性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来打击对手,邓小平再次回到了毛泽东的学生之列,并走入一个同时要树立全新自己理论批判毛的理论又回到毛的理论的悖论。这也是理论主义指导者和实用主义执行者的最大区别和他们做事情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对此,邓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80年时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四人帮伸出的是不是五个指头的问题”的时候说,“毛主席和他们的错误是不同的,没有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我们这些人还找不到中国的道路,中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 邓小平的一生更像是一个圆圈,他所做的更多是使得这个圆圈更圆,而不是突破和发展,就如他在改革开放中在沿海划特区时所画的那个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