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问题(九)(全文)

中国的社会问题(九)

中国官员的整体性腐败和共私财产之保护

付明泉

2009年12月17日

 

邓小平在他推行的改革中,提出了“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可以说非常生动和准确。有什么事情你理解不了,解释不了,你只要想到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中国特色,就一切都可以解释和理解了。每当我看到政府前面,公安部门前很多喊冤者,每当我去中国衙门办点事情,听官员拉着长声,和他们狡猾的傲慢,我就总是要提醒自己邓小平文选中无数次提到的“中国特色”。于是心态就平和了,一切都可以理解了。

 

中国目前的官场腐败,是制度性的,不是个体性的;这种腐败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这点是不争的事实,不论媒介出于恐惧、利益和私心来如何的粉饰和掩盖。

 

于是,很多更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一方面,在我们的国家中,一些民营企业家和资本家试图促成私有财产保护法,但是很难通过,同时,几十年延续下来的我们的共有财产却也出现保护不了的问题。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少国家能同时发生这两种情况,为什么呢?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按照中国的现状,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有个古话,叫“乱中取胜”, 只有模糊的,不清楚的,甚至是混乱的法律法规状态下才便于各级掌权者和大小官吏中饱私囊,才便于公私不分,才便于更好,更快,更隐蔽,更模糊的将共有财产转换到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手中。人说,那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不是更好么?当然不是,因为保护私有财产意味官员财产的公布,意味着人们希望更透明的了解私有财产的发生,这些连带的问题不是大小官吏所希望发生的。

 

不能否定的是,毛还是看清楚了中国的很多问题和一些貌似有效政策会带来的社会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这个大国总体的经济的落后,如果财富集中在很少人手中,中国的社会矛盾会变得比任何国家更加尖锐和突出。毛是人而不是神,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他有普遍的人的弱点和不足,但是在很多点上,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远远比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深刻和有远见的多。

 

把无数肥头大耳的官员的私心和贪腐都算在一个领导人政策上,是有欠公平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有缺陷的体制和错误的有意无意的有漏洞的政策确实能激发使得人钻空子,使得人本性不可爱的投机性,腐败性,关系性,官僚性得到极大的“发扬光大”。也是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使得把很多颇有志向,心有良知的青年逐渐演变成肥头大耳,麻木不仁,唯利是图,丧失人性的贪腐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高谈保护共有财产,一方面保护不了共有财产,在貌似不欣赏西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强调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一切财产和利益之下,真的豪门大户,掌权者却是每天依然现实的,直接的,阳光的享受着其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在高谈民生和保护弱者,高谈经济和精英政治,高谈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国家的价值观的结果就却是穷人,弱者和下层劳动者总是不断在丧失仅有的私有财产和他们的一点点利益,而掌权者通过各种手段和权力不断的把财产掠夺到自己手中,完成其财富的积累和扩大。

 

中国的经济学也是一个特色,我不懂,不敢贸然评价,我只知道,我这个学计算机科学的人是听不懂的,他们随便画一个数轴,弄几个点,我就完全如入雾里,我只知道他们研究的最后的结论就是,“房地产高是为了全体民众的就业和国家经济更快更好,暴力拆迁是为了国家建设和长治久安,财富垄断是社会的必然结果,富人富裕,穷人受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等等。

 

邓小平在他的晚年谈话说,“如果我的改革们真的造成巨大的两级分化,那我们的改革真的就走上邪路了”。这话也许真的体现了他的反思和对自己改革的疑问。毛对此有更好的远见,他无数次运动的核心是整顿官员,他说,“一个大队书记,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所欲为的现象是很多的”。他通过高度教育,全面影响,杀一儆百,群众运动,希望能在体制内做到对官员加以训诫和引导,对腐败官吏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论如何,毛的这些方式虽然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在几十年还是打出了效果。在毛的时代,一个县委书记步行几十里路冒雨去解决问题的事情还是经常有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和精神越来越少见了,坐着小车也不能冒雨去了,当然,上级领导重视的事情,关系自己利益的事情,关系自己升迁好处的事,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也是可以去的。

 

毛泽东说,“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的事情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麻木不仁,这样的人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可悲的是,在现行的体制下,这样的领导干部到底有多少,民众已经懒得计算数量了。民怨沸腾已经到了,对官员的表述出现了“无官不贪,不贪非官”的极端说法了。

 

在这样的体制下,不论是反贪局,还是国资委,还是大部制改革,都无法遏制,也根本不可能遏制住这排山倒海,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整体性的腐败的官员浪潮。只因为,多重标准的道德纪律,脆弱不堪的执法体系,现实官场的上行下效,巨大的利益诱惑,灯红酒绿自我享受和为子孙谋福的家族考虑,都让这些官员心存侥幸,拼命贪腐,唯恐掌权时日不多,唯恐活的时日不多,唯恐贪的不够,唯恐贪的不多,唯恐贪的不快,唯恐贪的不及时。

 

在建国前夕,党外的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一个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新中国如何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回答,我们靠民主和人民的监督。在建国后,毛深知人民民主的不够,但是他还是试图实践群众监督的方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运动,把矛头对准了很多拥有权力的高官。

 

毛发动过很多次运动,但是没有一次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工人农民和弱者,他的运动,如果你观察,会发现,几乎都是毫无犹豫的指向各级掌权的官吏,他的一切出发点,不仅仅在于保全他自己的权力那么狭隘,而是试图遏制和阻止住如何因为特权特位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

 

一个毛泽东,是无法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的,毛不是太阳,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奋斗一生的事业,就是希望在这个古老的古国建设一个他理想的人人有饱暖的不被外族欺凌的国家。

 

每次当我听到和读到中国官吏腐败的案例,和中国丑恶的现象的报道,那种极端的丑恶是超越人的想象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是中国社会官场和掠夺的一个贴切的描述。从8岁煤窑的包身工的官商背后利益勾结到闹市公开炸死情妇的山东济南人大主任的段义和类省委大员,中国官场的整体性腐败已经全面呈现,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到达空前危机;靠一个口号,一个理论,一个法令,一个宣传,已经很难阻止民众心中对政府官员阶层信心的全面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