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问题(六)(全文)

中国的社会问题(六)

中国教育产业化之错

付明泉

2009年12月13日

 

中国90年代,不知道什么专家的研究和哪个“伟大的”领导者拍了脑袋,教育部出台了一个让人费解的政策,“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应该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当然,各个国家大学学生都要缴纳学费,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教育也算是一个产业,要维护这样一个大学的运转,必须要学生缴纳学费,从社会募集捐款,从国家获得支持。尽管对于英国和很多发达国家来讲,教育确实成了他们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他们是在收取国际学生的学费,本质和国家贸易一样,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国家,教育还不足以成为这样一个创收的部分,显然,产业化针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学子,我们相当于和大学生宣布,你们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就是你们的卖方市场。

 

这样的口号,这样的政策,如何能不让“中国这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再次显示出黑猫白猫,八仙过海的神通?于是,扩招开始,教学楼加高了,“国际科学现代化”的中国大学城比比皆是了,经费呢?自然出自学生,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农民再次感觉到了政策对他们的彻底威胁,孩子考上大学也读不起了。

 

同时,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考还是不考,读还是不读又出现在贫困的中国农村学子和父辈的脑海里。中国的教育机构再次显示出出奇的活力,教育系统的大小头目都开始活跃起来,教育再次显示出了它强大的旺盛的众人趋之若鹜的生命力。当然,不是说人们多追求知识,是权力再次显示出了力量。教育的领导者第一次感觉自己原来也可以如皇帝一样,原来自己不是清水衙门,也是改革开发的受益者,聚光灯一下就照耀在自己的头上,真灿烂啊!

 

这第一个剥削学生浪潮过后,教育系统的大小知识分子,觉得依然不过瘾,于是呢?我们看到一些卖狗皮膏药的出现了,君不见,名片上先是某某教授,后面是一堆总监的头衔?君不见,教授附庸风雅,研究课题组是找不到他了,你能看到他,不是在企业的招标会上,就是在和领导喝酒的餐桌上;君不见,权钱交易多了一个点,知识的交易,君不见,几百年前,英国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在他们那里真的体现出了力量,不仅如此,也彻底改变他们自己的,他们老婆丈夫情人的,七大姑八姨奶的命运么?

 

如果说人们的打油诗说中国有些流氓更像领导,有些领导更像流氓,那么中国的很多教授无疑是很像商人了,我在企业的时候接触过一些教授,他们忙于应酬,基本没有时间做研究,当然,有些是不想研究了,有些确实出于无奈,学校给了指标,必须完成,产业了嘛,所以必须就是去找钱,抓银子成了教授的第一任务,这样的教授,这样的学校,如何能培养下一代?

 

提出教育产业化有一定的时代原因,中国的教育从1949年后一直是最严格的计划管理,国家财政确实是很大一块负担。随着开放,其他行业的逐步放开,教育尝试进行改革,但是让人奇怪的是,中国可以创收的行业很多,中国可以打开黑匣子的行业很多,中国可以放开垄断的行业很多,而教育无疑是最要谨慎的改革阵地,我们对其他都无比谨慎,唯独对这个教育,反而进行了最大胆,最鲁莽,最冒进,最无知的改革。中国提出这个方案的专家绝对不是糊涂人,那为什么呢?核心是“怕,利,诱,权”四个字造成的,投其所好的提出建议,对高层领导怕失去自己的任何,在利益诱惑面前,感觉自己可分一杯羹,都使得这些专家和研究者可以放弃任何原则,他们提出的建议,不是谄媚胜于谄媚,就如赵树理的小说中描写的地主和小乡绅之间的奉承被奉承的笑话,“领导说,公鸡能下蛋,他说,亲眼见,领导说,砂锅能捣蒜,他说,捣的烂”。

 

中国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最黑暗,最无知,最可怕,影响最深远,最恶毒的一个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大学党委书记,领导者中饱私囊,趁机贪污。学术界的学术腐败,争权夺利欺上瞒下开始如决堤之河,暴虐横行。学校成了一个新的衙门,这个衙门不仅具有以前衙门的其他权威,还有用毕业和学历这些光环来控制学生的新的权威。

 

我在大学读书,后攻读研究生,攻读了一年,忽然发现,原来我的学籍档案被无故放到下一年,研究之,才发现,原来是有些人顶替了我的指标,要提前毕业,这是何等的黑暗?当我去问本学校的研究生办公室,他还理直气壮的说,这是学校内部事情,不关你事。当我后来大怒,要一直告到教育部,他才逐渐缓和语气。后来系里居然还威胁说,再闹,让你学术就不毕业,真是应了那句话,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更有趣的是,当我工作后,一次和一个老总谈起此事,他笑着说,这不算什么,我在大学当领导的同学,也都经常这么操作。

 

被称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说,学会宽容吧,那是人类的最高美德。我一直很欣赏这句话,并力行之。我也绝非私人恩怨和牢骚去反对一个政策,评论一个事情。但是宽恕是有条件的,退让是有分寸的,接受是有原则的。世界是有正义和真理的。就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宽恕你的敌人,但是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

 

1949年起,我们提起八股文,都是反对,提起古代的科举,就觉得是落后的代名词,实际上,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最伟大一次历史飞跃,它彻底打破了如“九品中正制”等士族大家在人才上的全面垄断地位,第一次相对公平的在全社会进行人才选拔。而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和皇帝,只要不是彻底的昏君,几乎都对科举选拔过程严格监管,皇帝更是对监考官失职渎职几乎都是杀无赦的命令,只因为,教育和选拔真正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子孙万代都是无比重要的。

 

如果我们今天,一个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依然要面对如作坊一样产业化的学校,他们求学无门,深造不能,我们的学校和机制使得真正从事研究的教授们不能有效的培养人才,培养好的人才受到官僚的压制,不能人尽其才,人才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造成对人才大面积的浪费,那就是一种严重的对子孙万代的犯罪行为,任何政府,任何组织,任何领导者,都没有权利去糟蹋中国的教育。而提出把中国教育产业化的专家和领导者,是最愚不可及的,他们犯下最不饶恕的极大的错误并制造了极大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