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问题(四)(全文)

中国的社会问题(四)

 当代中国式贵族和社会阶级分析

付明泉

2009年12月12日

 

在当今中国,我们还无法从报纸和官方的媒介上看到有关中国贵族的词汇,但是在全社会,这应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要在这个贵族前面加上中国的修饰语,并不仅仅限定讨论中国的这个阶层,更如“中国特色”这个词汇一样,只因为中国贵族成长史,其特点和其他国家现存贵族有很大不同。

 

贵族不是仅仅拥有财富, 拥有财富者可以称的上富人,瞬间的利用机会发迹者在中国被称为暴发户,那都称不上贵族。一代出一个富人,三代才培养出一个贵族。贵族是从出生就含着金勺子,从出生到儿童,少年,都是在十分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享受了其他同龄人没有享受到的医疗,保健,度假和教育的一个有很多特点的群体。中国式的贵族具有这些基本特征,也有些同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从本质上,从1949年开始,除了香港,台湾,澳门和一些红色资本家的家族以外,贵族和豪门确实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决定的。但是,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潜在的庞大的贵族群体实际上已经悄然形成。就如中国几千年历次改朝换代一样,皇亲国戚和其族裔实际上已经成了潜在的红色贵族。

 

显然,在中国,也只有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是真正的贵族。然而,在毛的时代,尽管他们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借着父亲祖父之特权而有特别的享受,但是还没有到了日费斗金,挥洒自如的程度,这又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规则决定的。然后在中国开放后,这个群体开始真正利用父辈的光芒和力量,建立起庞大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和普通群体所能想象和维系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关系网中呼风唤雨,高额交易,官位易主,总之,基本可以做到“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了。

 

如果把这个群体我们称为中国最高层的贵族的话,那么中国还有一些新贵。这些新贵是各级现任高官的子女,他们和最高层贵族相比,少了点小时候的培养,多了点后来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健在并且在掌权。在这个中国社会阶层的次高层的中国新贵中,还包括一些巨富的大商人。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就不算了,他们是个过渡群体,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有限,除了吸引了一下全国人民的眼球,遭到大家的红眼和瞬间的羡慕外,他们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对政治和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接近于零,他们倒是落了一个没文化,粗俗不堪的“大款”的称号很多人的鄙视。后来者显然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也确实显出了更大的力量,更强的修养,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组成了第二次新贵的浪潮,尽管一些人倒下去,破产了,但是很多维系下来,维系下来的开始尝试做红顶商人,他们再次发现了在中国千古不变的定律,官本位的文化和权力之重。他们间接或者直接与中国的红色贵族建立起关系,或者干脆与新的各级执政者建立起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不是在桌面上的,几乎都是隐蔽的,悄然的,不动声色的。但是不论如何,第二批新贵依然是从产业做起,逐步走向融资,壮大,上市这样一个过程。

 

第三批要成新贵的识时务者出现了,他们的手笔更大,他们已经厌倦了从小作坊开始的直接披星戴月的劳作,把公司做大,市场的弱肉强食和求贵心切让他们想一步登天,于是股份成了一个最好的突破点,上市不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必然过程,而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但是毕竟法律在那里,框架在那里,于是幕后操作成了主要的过程。国有公司的老板也通过上市,用各种只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和老百姓解释出道理的办法把几十年的千百万工人劳动创造出的国有资产直接席卷到自己手中。这批人是胆子最大,富的最快的一批人。

 

人们常说,中国穷人仇富是不对的。仇贵就更不对。他们是精英,应该得到尊重,我认为这话并没有错。实际上,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不会仇视科学界富起来的袁隆平,体育界的姚明刘翔郭晶晶,文艺界的歌星演员,因为尽管很多体育精英如当年的穆铁柱,文艺精英如当年的郭兰英没有赚到如此多的钱,但是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开放,需求的变化,国门的打开,市场的调节,使得这些人成为新贵。大部分中国人也并不仇视那些真正靠自己的辛劳,汗水,科技和力量打拼出来的青年的楷模企业家,甚至对他们心存敬意,即使他们的起家历史也并不那么干净。只是因为“劳动创造财富,辛苦换来成功”还是全体劳动者和善良的有良知民众的共识。

 

如郎咸平教授在《黑领和白领》一文中所说,“中国真正的财富拥有者是黑领,而不是白领”。在中国,这些企业家也好,创业者也好,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拥有者,他们更多人,依然会是昙花一现的梦幻。在中国最高层的企业家和最高管理者白领阶层里,实际上又分成很多层次。这个层次的有识之士已经有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一边努力参与政治,影响政坛,推动私有财产保护法,一方面做两手准备,随时准备撤退。这个阶层另有些人人已经开始头脑发热,他们努力发展事业,发展公司,平日高谈精英政治(自然觉得自己就是将来和目前的精英之一),觉得自己和红色贵族可以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头,这些人觉得虽然目前体制还不健全,但中国将来必定会走向欧美体制;这个阶层层次最低的一些人当然是得过且过,只管闷声发大财,他们不理政治,赚钱高兴,赔钱伤心,休妻纳妾,声色犬马,恨不能把几代没有享受到的在他这一代完成。

 

白领阶层其他层本质都是贫寒者,他们包括各级中小层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的工资貌似很高,出入称总,甚至配备秘书,办公环境良好,在农民工看起来,他们是地道的有钱人,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经济的捉襟见肘,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希望实现发达国家富人贵族的生活,他们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他们尽管在生活消费等很多方面表现也很豪华和阔绰,但是他们的迷梦不断被房价的高涨,政策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恶化所影响,他们的情绪也随之波动。

 

本质上,中国不存在国家公务员,公务员可以划分为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官吏和混日子过的小杂役。大官吏是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直接进入权利核心的贵族和黑领阶层,中下层官吏和高层白领阶层进行一定的交易,也可以算作高级白领阶层。小杂役的公务员除了可以靠点报销,蹭饭,梦想继续在权力位置上爬,已经别无特别的好处。

 

在大城市,一线二线城市的最下层白领之下,在城市,就是中国庞大的普通劳动者群体,他们包括各个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个体商贩,小作坊主,很贫寒的在职和失业的工人群体。他们的生活清贫,寄托希望于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他们的生活勤俭,他们遵纪守法,他们期盼中国的美好未来,他们捐款灾区,他们支持国家度过难关,然后,很多时候,他们等来的是孤寂和无望。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可以基本维持温饱,他们更关注的是教育,水电和菜篮子。他们住在三线城市的老房子里,大城市高涨的房价对他们影响不大。

 

在中国的最下层,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一个是中国最贫寒的阶层,煤矿工人和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和无数在家乡种菜,种粮食的农民。在前者中这些人很多都是过去中国的农民,失去工厂买断的工人,他们走出了乡村,到各个几乎没有安全保证的矿场,煤窑工作,他们期盼每日能解决基本的温饱,能有一点点余钱,他们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长夜矿下工作,他们听不懂经济学家的高论,只是知道对他们有好处的政策不多,他们听不懂“专家”的高论,只是知道他们又研究了不允许娃娃出生了等等高论,他们不会仰望星空,也不会眼含泪水的高喊爱国,但是他们是受到教育最少,遇到的不公很多,控诉无门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寄托希望于孩子读书,但是学费和生活费用艰难,就算国家高喊义务教育,地方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希望孩子当兵,但是贿赂公行,他们无力提供,他们对一个高官对他们的一个微笑,一个亲切,一个承诺,都会感动的泪流满面,不论是否会被执行。他们执着,他们期盼,他们每天在为这个国家创造着最多的财富。他们被称呼为中国人民,被称为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他们很难享受一个生灵,一个平等的地球人的该拥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民,他们无比强大,作为个体的人,他们无比虚弱。

 

近80前,毛泽东对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论和号召革命的基础理论,这也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著作。然而,可悲的是,在近8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阶级不仅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阶级的代沟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的贵族和新富对中国穷人的掠夺,到了一种不顾死活,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那些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公义国家的革命的先行者和牺牲者,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的社会,他们会是一声叹息,还是会怒发冲冠?总之,他们已经很难在今日社会找到他们要努力奋斗实现的社会的任何影子。